海灣國家卡塔爾首辦世界盃賽事，多位天主教及聖公會領袖發聲呼籲關注當地人權問題。
德國天主教體育協會的奧士特主教（Stefan Oster）表示，卡塔爾的婦女缺乏自由和機會，包括基督教在內的非伊斯蘭宗教亦受限，性少數群體更會受到刑事檢控，並指這代表「一種高壓的國家和社會秩序」，與是否西方視角無關。
奧士特表示，雖然在批評時需顧及因油氣致富的卡塔爾是「一個保守傳統的伊斯蘭社會與『超現代』（hypermodern）經濟社會共存」的地方，但不能就因此對人權問題選擇沉默。他又指，為世界盃建造體育館和相關場地期間的健康和安全標准是「災難性的」，那些因此死亡及受傷的工人不應在場館的瑰麗之中被遺忘。
他在聲明中表示，不是想要令球迷感到內疚，但同時亦表示應審慎地作出評價，又指在歐洲採取「象徵性行動」來為人權問題發聲，不代表自己在「道德和文化上比他人優越」，並強調當地許多酒店員工、的士司機和服務人員的人工很低，僅為養家活兒。
英國聖公會的諾斯主教（Philip North）表示，通常對世界盃熱切期待的他無法對今年的賽事感到興奮，「我認為這是一個玷污足球，完全不公正的體育場合」。他又指，基於卡塔爾對海外移工的待遇及對LGBTQ群體的迫害，他認為有教會播放在「有數以百計移工死亡的體育館」舉行的足球比賽是錯誤的選擇。
奧地利天主教體育協會在聲明中表示，「貪婪總是在尋求更多，然後再是更多的利潤──我們需要回歸體育運動之本，推動團結」，並指將來的全球性盛事不應在極權國家舉行──除非他們提供有法律約束力的改善措施和具體時間表。
去年十一月，聯合國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發表報告，指在二〇二〇年期間，有五十名移工在卡塔爾工作期間喪生，五百多人重傷。國際足協（FIFA）會長恩芬天奴（Gianni Infantino）則於本年年初表示，只有三人是在建造世界盃場館期間死亡 。但有調查發現，有當地醫生受到壓力，將致死原因都歸類為「急性心肺功能衰竭導致的『自然死亡 』」。
是次足球盛事的東道主卡塔爾是世界盃史上首國在阿拉伯地區及穆斯林國家舉行的地方。該國約二百六十萬居民中，有近九成是外國人，其中南亞裔佔六成以上 。
另一方面，「敞開的門」早前表示卡塔爾基督徒的處境有所惡化，指政府在新冠疫情後修訂條例，當地一百五十七個基督教處所只有六十一個可以重開。在該機構的《全球守望名單》中，卡塔爾今年「跳升」十一位排名十八 。除此以外，在當地進口《聖經》和其他基督教刊物亦須先取得政府許可。
英國聖公會首位女主教萊恩（Libby Lane）表示，注意到有關世界盃的嚴重問題，但仍將參與其中，又祈禱體育運動能成為仁善之力，並支持自己國家的球隊，卻亦毋須為那些自己極不認同之事背書。聖公會牧師克倫普勒（Peter Crumpler）亦認為本屆世界盃帶來了「困難的道德問題」，但認為教會若無視它存在的話「似乎很奇怪」，並應該「謹慎地參與，指出對賽事的確切關注」。
天主教阿拉伯半島北部宗座代牧區宗座署理欣德主教（Paul Hinder）則指卡塔爾在改善基督徒待遇方面取得了「重大進步」──天主教徒在聚集祈禱和慶祝聖禮時不再被投擲石塊，但在「人權、社會權利和勞工標準」方面仍需努力。又指在卡塔爾舉辦世界盃的決定本身就「有問題」，但同時呼籲到訪的球迷尊重當地文化，跟西方人要求到訪的人尊重自己國家的規則一樣。
奧士特表示，根據經驗，大型體育賽事一般不會為主辦國的社會和政治狀況帶來長遠的正面改變，故此國際社會有責任在世界盃結束後，繼續支持改革力量並關注當地的人權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