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官校一直唸書至中五，會考成績一般，但英文不好，只有D Grade，恐怕應付不了預科。不知為何，不想在原校重讀，打算找間夜校，日間做part time幫補家計。可是，在申請一間名校的夜校時，被面試老師「單打」，大意是這樣的成績不要拿來「獻世」。於是，我也沒有太多心機找學校唸書，準備找工作。

這時候，一個教會姊妹剛到一間學校教書，知道我沒學校收讀，便打電話給我，著我去她學校面試。那時已經是八月，爸媽對我唸書與否沒說話，但我知他們是想我讀下去的。於是，我按照時間前去面試，九月一日上學。由於那是間新校，我唸中六的班級是全校最高一班。

第一天回校，即被訓導主任斥責我插手在褲袋並不合適（儘管我認為幾型），後來被她罵了許多次，即使我們成了好朋友之後，她也照罵。老師大部份是基督徒，同學有三份一是基督徒，其中幾位來自小群教會，特別熱心。在班中彼此認識兩、三星期之後，基督徒同學已經在想如何向其他人傳福音。我不算是熱心信徒，過去只有幾年事奉，也參與中學生團契的事奉，帶過數人信耶穌，不過白佔地土的時間仍然較多。在同學熱心傳福音的影響下，自己也不好意思太懶散。

訓導主任有次找我參加演講比賽，我寫了篇講章，大意是信耶穌對人生的影響，取得了冠軍。學校想我參加校際比賽，老師告訴我，可以講自己想講的東西，但不要有這麼重的基督教味，因為校外評審大多不是基督徒，太多聖經聽不入耳。結果，只要不說聖經我就表現失準，折戟而歸。

學校最重要的是老師。班主任原本是工程師，放棄專業來教書，是想接觸學生。在他影響下，我們班中有數人相信耶穌。我通常離校回家時，與他同路去搭車。每天在路上都會談話，他與我談到對傳福音的態度，影響了我對事奉的看法。此外其他有幾位基督徒老師，也是熱心事奉。

中文老師不是基督徒，白髮蒼蒼，但熱心教學。我後來知道，他其實很年輕，來自國內，經歷過文革，在十年動蕩中折騰，然後才來香港。因為他，我找了關於文革的書來看，從此再也無法改變我對文革的觀點。我與這位老師很談得來，畢業時他送了一幅書法給我，上書：「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那是王安石的〈登飛來峰〉，雖然我後來對王安石沒好感（他把北宋唯一一次救命的改革機會攪壞了，某程度是他個性的問題），但這首詩成了我一生的至愛。可惜那幅字畫隨著搬屋多次，已經遺失了。

在學期間的聖誕聚會，我向學校建議，可以做詩歌佈道會，由我與另一位女同學擔任主席，請了位牧師來講道，呼召同學信耶穌。過了新年，功課愈來愈忙，除了學校團契，可以參與的事奉再也不多。不過，當我畢業離校時，不禁有不捨得的感覺。雖然唸書成績不算好，但學校對我的人生卻很有意義。

過去香港教育為人詬病的是，會考狀元只期望做醫生和律師。然而，這是工種，不是理想。醫生可以是有理想、宅心仁厚的醫生，或者埋沒良心、逢迎權貴的醫生。仗義每多屠狗輩，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讀多少書，尤其是在一個價值觀已扭曲了的社會，堅持公義更為重要。工種與良心沒有關係，只是呈現理想的途徑而已。

故此，倘若學校只要求表面的逢迎，而不教導公義，鼓勵追求理想，那是完全沒有意思的。孟子對梁惠王說「何必曰利」，就是警告他，別以為利字當頭是社會的唯一取向。當一個社會只有功利而沒仁義，只有法律條文而沒做人的良心，人人唯利是圖，尋隙對付異己，講的一套與真實想法相差極遠時，那才是真正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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