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時讀托爾斯泰的小說《復活》(發表於一八九九年),講一位俄國貴族聶赫留朵夫,在擔任法庭陪審員時,重遇年輕時被他姦污後遺棄的女僕卡秋莎,她被誣告殺人而受審,更被誤判放逐到西伯利亞。聶赫留朵夫受良心責備,於是沿途陪著卡秋莎流放。途中與各種囚犯接觸,聽了他們的經歷和故事,他慢慢察覺到在自己迷人、繁華的貴族生活外,世界充滿壓迫、痛苦和野蠻的行徑,而他以前是視若無睹的。他總括當時俄國的囚犯不外乎是四種人:第一種是本身沒有犯罪,純然是法庭錯誤判決的犧牲者;第二種是幾乎任何人處在他們的境況下都會犯罪的人,比如面對不公平待遇而盛怒下的暴力;第三種是確實犯了罪,但相對於他所犯的罪,社會對他犯的罪卻大得多;而最令人唏噓的是第四種人,他們之所以被判有罪,只不過因為他們的道德比社會上其他人高尚,這些人就是政治犯。
小說對俄國社會悲慘的具體描寫達到詭異、可怕並夢幻的程度。
接下來,托翁用整整一章抄錄一段一段的聖經原文,宣揚他的愛與寬恕、和平與非暴力思想。從來沒有一部小說會這樣整章抄錄聖經。那時年輕的我,深受共產主義的無神論影響,對基督教不了解也不接受,但這整章的聖經經文,卻深深吸引我讀下去。宗教追求心靈平和,追求善,追求死後的永生。而《復活》告訴我:宗教與社會、與人世的苦難緊密相連。
其後我經歷數十年生命波濤的衝擊,見盡了也論盡了政治的污穢,和人們不得不在這污穢中翻滾與受折磨。共產思想早已離我而去,今天我相信舉頭三尺有神明,相信有靈魂存在,也相信宗教的普遍教義,相信人是有罪的。人性非善,因為人類社會永遠受權、錢、色這三大關係支配。人在宗教信仰中尋求救贖,但置身在人類社會中就很難不沾上罪惡。至於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社會的悲慘、詭異、可怕的程度,就更甚於托翁筆下的帝俄時代了。
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少公開談論自己的信仰。因為這是個人心靈的趨向。可是,近年來許多從政人士卻樂於宣稱自己的教徒身份。「是否當官,聽從上帝旨意」、「上帝叫我參選」、「天堂有我的位置,因為我做好事」、「我是基督徒,每一步都遵從自己的信仰」……
在教會服務了近四十年、關心社會事務、備受尊敬的袁天佑牧師,深諳基督教義,卻自稱「對信仰也只是尋道者,也是個罪人」,不免對那些不知「有罪」的教徒感到奇怪。尤其是,他們的政治趨向都認同及維護一個無神論的政權。
「返了教會不會變好人」是袁牧師這本著作的其中一篇。許多神職人員都與社會政治議題保持距離,他們也許想突顯宗教的神聖地位。但袁牧師卻以聖經教義、以基督徒愛心關注幾乎所有香港的社會和政治議題,包括教會、宗教領袖和教徒在政治污染下的取向。讀這本書,就像年輕時讀托爾斯泰的《復活》,儘管是不一樣的心靈觸動,但同樣是以基督教義與社會命脈相連。而且,一位睿智牧者對今日香港種種問題的思索,無論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想知道吧。
編按:此文為袁天佑《走進時代的信仰》內李怡所撰序文,蒙袁牧師及出版社允准轉載,以資悼念。
李怡於二〇二二年十月五日上午在台北逝世,享年八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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