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覺得嗎？日子已經變得非常薄。如果你伸出舌頭來，就能感覺到這一年的日子比上一年更為無味。」

「最使人氣憤的是，忽然冒出了那麼多的專家，告訴你說，少了一些日子，脊梁也少彎曲一點，我們每一年不是過得更輕鬆一些嗎？事實上是，我們工作的日子從沒減少，他們只是變得一模一樣，這天和另一天沒有甚麼區別；那些想要哭泣和尖叫的日子卻不知道該塞進哪裡去。」

──〈薄日升降機〉，謝曉虹《無遮鬼》，頁90

平庸的日子與特殊的六月四日

後社運年代，加上幾近兩年的漫長防疫，日子確實變得非常薄，薄得失去每天該有的重量。今天彷彿是昨天的重複，明天絲毫不令人期待。每天的確診數字早已令人麻木，不間斷的荒謬恐嚇亦漸漸令人犬儒地接受現實，加上移民潮的離散，日子對留下來的人來說的確愈來愈索然無味，只好重新倚賴消費或追星等來抒發壓抑的情感。失去意義的日子重重複複，正好構成香港平庸的日常，一切如常運作，秩序不受擾亂，例外狀態成為常態，任何盛載潛能的「事件」都要被日常機制吞噬。當高壓管治成為架在頭上的刀，衍生的諸種治理裝置所構成的日常就如慢性毒藥，不但試圖抹去人對日子或時間差異的感知，令人對未來失去盼望，認定日子只是當下線性的無限重複；更剝奪人的能動情感，使人要不就消極地應對現實，要不就轉而讓自身承受情感的傷害。

六月的來臨，象徵一個循環的結束與開始，塵封的平庸日子終被攪動。卅三年後的六月四日，「聖地」維園被封，一切公眾悼念被禁止，我們連行禮如儀的機會也被奪去。政權大費周章地封場、散播恐懼，其實弔詭地逆向提醒大眾毋忘這日子盛載的記憶、意義與能量，更彷彿迫使大家要比以前更牢牢記著。於是乎，雖沒有大型的公眾悼念，我們卻見到不同人或群體，以或隱或顯的方式及行為作出表態，宣告著這天並非尋常的日子，而是銘刻著歷史傷痕與呼聲的一天。值得思考的是，甚麼驅使著大眾排除萬難，仍堅持在當天站出來作哪怕是無用或些微的表態？是經歷了怎樣的傳承與歲月洗禮，令六月四日被「聖化」？誠然，是卅三年累積而成的遺產，除了各種途徑的歷史保育、出版與傳播，每年行禮如儀的晚會，熟悉的音樂、燭光，甚至後來被譏諷的「哭腔」，都如宗教儀式般深刻地將六四記憶烙印在這一代人身上，哪怕往後出現各種對大台或理念的爭議，都恰恰反證六四這日子的特殊意義，令大家都不得不圍繞它，為其賦予不同的詮釋。

以節期重構時間感的教會使命

一九年後，甚或始自一四年，香港同樣誕生了許多特別的日子，背後盛載著的記憶與情感自然不可言喻。相比六四蘊含的力量，大家仍在梳理香港的這些日子，醞釀與累積日子背後代表的意義與能量，特別是如何轉化為持續被記住與凝聚的集體記憶與身份認同。若從六四的經驗來看，日子需要被正確儀式化、具像化、經歷時間的洗禮，方能承傳它的意義，釋放蘊藏其中的潛能，為往後的運動播下種子，靜待日子化為「事件」的契機。事實上，在抗爭後段至沉寂期的一段時間，延續著抗爭的餘溫，這些日子曾被綿密地提起，近乎每星期在不同地點都有未完的記憶債，等待大家償還。當時過度密集的氛圍，連接著近半年高強度的情感拉扯與資訊爆炸，對不少人來說都吃不消，反而令人漸漸對這些日子失去感覺。熱度冷卻是可預期的結果，加上國安大法的降臨，更加速剝去這些日子的特殊性，令它們變回平庸的日常。

如何重新贖回這些屬於香港人的日子，建構如六四般的印記？在目下的高壓氛圍下，當一切公共凝聚的可能都被壓制，尚可合法聚集的香港教會，其實理當肩負起此時代重任，真正成為公共的見證。這並非處境使然的臨危受命，而是教會的本質與標記。教會的獨特正在於她是一個以紀念為核心的群體，由此衍生的禮儀都指向記憶的承傳，成為往後建立新群體的標記。這些禮儀不單是教會內部的傳統，更可反過來形塑世俗文化，建立另類的時間觀。現代人最熟悉的莫過於安息日的傳統，讓六日的勞動有暫停的一刻，予人休息與崇拜的空間。但除了安息日，基督教的節期傳統亦在人類時間進程上刻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即使踏入後基督教時代的西方國家，仍舊由節期傳統決定她們年曆的文化習俗與氛圍，如十二月在不少人心中都與歡慶、感恩扯上關係，哪怕世俗文化已藉此轉化為消費主義，抹去宗教色彩，但根源仍離不開節期對日子產生的影響。

始自十二月的將臨期，至高峰的復活期，到復活後的聖靈降臨期，構成一個獨特的時間循環。節期其實就是將原本平庸、無意義的日子劃分不同時段，賦予意義，讓信徒在時間中跟隨節期的內涵而作不同的生命操練，如將臨期對基督降生的渴望與感恩、大齋期的禁欲操練與對生命的自省。當然，節期如今可能只成為禮儀教會的遺產，但正因為現代人的時間早被世俗意識形態掏空內容，磨平至無意義的線性重複，失去對日子重量的感知，反而更突顯節期對重塑時間感乃至生命精神的必要。

建立香港本色化節期的想像

節期正正為香港教會示範如何透過禮儀聖化時間並建立傳統。事實上，當近兩年六四只剩下教會堅持舉行各種形式的祈禱會時，香港教會正不自覺地參與和延續屬於香港本土歷史的節期。而在如今公民社會幾近消失的情況下，教會可能更要擔當建立香港節期的角色。一九年抗爭中誕生的日子，教會又是否可透過禮儀化而為這些日子保存意義與累積力量？這些日子盛載的名字、事件、情感，甚至真相等，仍極需被梳理與轉化，以對抗當權者的論述。教會未必能取代公民社會凝聚大眾對日子賦予的共同標記，如六四的口號或燭光符號，但教會起碼能先讓日子不被遺忘、不被平庸化，透過紀念日子而產生另類的公共空間，保留日子成為「事件」的種子。

若教會自覺有使命為六四舉行祈禱會，香港這些日子盛載的血淚與哀聲，教會同樣具充份的理由以祈禱會向大眾宣告，這些日子要被分別為聖地紀念。昔日萊比錫聖尼可拉斯教堂（St. Nicholas Church）在柏林圍牆倒下前的極權東德，堅持舉行週一「和平祈禱會」，間接凝聚民間力量，香港教會當然無法複製他人的經驗，但盼望教會要忠於公禱的職事，讓上主藉著禱告施行祂出乎意料的作為。

節期傳統對香港教會的另一大膽想像，可能就是香港人的節期，能否在某程度上將教會節期本色化？香港人的節期同樣是一個循環，始自六月，直至十一月，而碰巧這是教會的聖靈降臨期，標誌著聖靈降臨在世，充權信徒為主作見證。置於香港人節期的背景下，香港教會又是否能對聖靈降臨期提出更貼地或合宜的詮釋，將香港人的故事與上主的敘事結合？這段時間可能亦是香港教會最需要展現公共見證的時間，凝聚大眾去走過創傷，哀悼失去之人，醞釀彼此對香港未來的集體意識以準備進入寒冬期。誠然，香港教會當下面對的挑戰是史無前例的，但正因如此，可能亦給予教會前所未有的契機去思考，如何活出作為「香港」的教會，參與延續香港的命脈。

（分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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