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愈是臨近，人們內心的鬱悶與失落愈是強烈。儀式的消失，哀傷的情感無「蠟燭」之地。曾被嘲為「行禮如儀」的，沉澱了幾十年後，一旦沒有了，更覺其獨特的重量。
這篇文章出自我博士論文中一小部份內容。我把它譯成中文，並嘗試去除一些較艱澀的概念，以相對淺白的文字表達。文章目的不是「傳教」，而是希望表達，基督宗教從起初發展而言，沒有也不應忘記世間受害者與受苦者；文章也希望表達，在肅殺的氣氛下，我們仍有集體紀念的路徑。
紀念既在於行動，也在於我們如何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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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宗教聖餐的社會與政治含意，不應被紀念說、同質說（或稱「聖體共在論」，consubstantiation）、變質說（transubstantiation）的爭論掩蓋；它更不該被膚淺的「合一」和「河蟹」的論述騎劫。上世紀，受自身社會背景刺激的一些拉丁美洲神學家直截了當地表示，進行聖餐對壓迫及不人道的社會制度是極其危險的動作。1 神學家麥茨（Johann Baptist Metz）那「危險的回憶」（anamnesis）的概念，是有其社會科學基礎；它是觀察早期教會某些集體宗教行動而得的想法，其中一個重要的宗教行動，就是聖餐禮。
聖餐應能刺激參與者反省社會之不公
哥林多前書十一章24節和路加福音廿二章19節提及，聖餐的原意是「為紀念我（耶穌）」；對第一世紀信徒而言，該紀念耶穌的哪些方面？早期聖餐參與者，有一種「餅╱身體╱釘十字架」的情意（bread╱body╱crucifixion complex）：擘餅不僅提醒他們耶穌為他們死這事實，更要他們記得耶穌被釘死之原因。2 餅被擘開，應使我們憶起耶穌如何被羅馬政權不公地迫害至死於十字架上。因為耶穌──不論祂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令當時的羅馬帝國感到其政權受威脅；原因是它從耶穌和門徒身上理解到這樣的一個信息：「你（羅馬君王）對城邦（polis）、社會，並人的整全性（wholeness）的定義，都是扭曲、荒謬的。」3 耶穌與門徒更嘗試展示另一種可能，這另類可能，見於早期聖餐中：每位參與者獲得的食物份量都是相同，並且各人要服侍其他人、為其他人「上菜」。
如此行動，在當時極具顛覆意味，因為羅馬帝國是一個著重階級的社會。人們沒法想像主人和奴隸同枱吃飯，並且兩者吃同樣份量或質素的食物，更莫說主人還為奴隸「上菜」。因此，早期教會的聖餐是衝擊著當時的社會規範，刺激參與者反省社會不公，並意圖提出另一種社會可能。從這角度看，今天不少教會常提及的合「一」，應具備「一」視同仁的基礎；而這一視同仁，是針對社會上有權勢者而說的，而非對無權勢者及被壓迫者施加的另一重苛刻要求。
聖餐是培養「公義記憶」的重要過程
擘餅應使聖餐參與者憶起耶穌是被不公義地處決。祂是受害者，但聖餐不應只紀念耶穌的死本身，如學者Margaret Scott所言，耶穌自己經歷了苦難與痛楚。祂在最後晚餐上擘餅，把餅分給門徒；這舉動，其實象徵祂自己參與在被苦害、身體被「擘開」的過程中；這行動，代表耶穌體驗世間受害者之痛苦，並與他們休戚與共，和他們團結一致（solidarity）。4 因此，聖餐不單純是哀悼耶穌的死，更是哀悼世間其他受害者，並表達聖餐參與者願與他們站在同一陣線。那「餅╱身體╱釘十字架」的情意，本有強烈的凝聚與鞏固社群的能力；不過，這能力不單止在參與聖餐的人身上起作用，更延伸至聖餐以外的受害者。
英文“remember”一詞，含義豐富：“remember”有「記念」，也就是與被記念者（重新）連結的意思（re-members）。歷史上，不少政權嘗試抹去或扭曲她們加害他人的歷史。從這角度而言，聖餐是一種紀念、守住人被害之記憶的舉動；它要表達聖餐參與者沒有忘記受害者被害的過去。借用法國思想家利科（Paul Ricœur）的概念，聖餐可說是一種培養「公義的記憶」（just memory）的重要過程。5 可惜，哲學家Nicholas Wolterstorff一針見血指，現今很多教會漠視、掩蓋或抹去聖餐中那可怕、羞辱、被詛咒和控訴不公的元素。6 於是，「公義的記憶」未被喚醒和培育。我們有必要反省聖餐的抵抗意義。
忽略、無視，甚至故意掩蓋聖餐的抵抗含意，是未能把握或刻意扭曲聖餐原初的精隨。耶穌的最後晚餐是否在猶太人的逾越節那天舉行，聖經中四卷福音書的記載並不一致。7 然而，重點是在四福音的描述中，最後的晚餐皆與逾越節掛鉤。逾越節是甚麼日子？就是紀念當年以色列民族脫離埃及為奴的節日。換言之，逾越節、最後的晚餐，以及其後發展的聖餐，被置於同一個敘事範式（paradigm）中，全都有強烈的抵抗帝國的色彩。聖餐中另一環節，正是這色彩的展現：在早期的聖餐中，參與者會舉杯奠酒（libation）。在當時的社會，奠酒是向羅馬君王致敬的舉動。當聖餐的參與者向耶穌──一個被羅馬政權視為「尋釁滋事」而遭處死的搞事份子──奠酒時，當中顛覆之意思，不言而喻。8 聖經中馬可福音十四章25節描述，耶穌向門徒表示：「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國裡喝新的那日子。」並把杯遞給門徒喝。這對地上政權挑釁之含意，以及要求門徒效忠上主，亦是顯然而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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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的禮儀既是為了被紀念者，也為作紀念之人。儀式是要提醒參與者良心不要麻木，並堅固他們的信念。原有的紀念集會消失了，而且這消失可能成為日後的新常態。然而，聖餐暫沒被消失。定期舉行的聖餐會否是一種常態，以抵抗由政權打造的新常態？這星期，以至日後，每當我們在聖餐時拿起餅和葡萄汁時，願我們明白箇中深邃的意思。
紀念既在於詮釋，也在於我們用行動守住回憶。
1. Rafael Avila, Worship and Politics, trans. Alan Neely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81), 84.
2. Hal Taussig,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Meal: Social Experimentation and Early Christian Identity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9), 137.
3. John Howard Yoder, The Politics of Jesus, 2nd edition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107.
4. Margaret Scott, The Eucharist and Social Justice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2009), 104.
5. Paul Ricœur,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Questioning Ethic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hilosophy, ed. Richard Kearney and Mark Dooley (London: Routledge, 1999), 11.
6. Nicholas Wolterstorff, “Liturgy and Justice,” in Liturgy and Ethics: New Contributions from Reformed Perspectives, ed. Pieter Vos (Leiden: Brill, 2017), 117–18.
7. 太廿六17、可十四12、路廿二7均記載是逾越節當日，但約十三1似是指在逾越節前夕。
8. Taussig,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Meal, 131.
（分題為編者所加。原載於作者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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