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遇見柏祺博士,是二〇〇八年的九月,在教會歷史課堂上,他以城市的角度去看聖經和教會歷史。他的講授鉅細無遺、角度嶄新、反省深刻、跟時代息息相關。最觸動我的是他提到美國在六、七十年代,似乎整個白人福音派教會都在離開城市,搬到市郊,逃避來自不同國家的新移民,以及急速城市化所帶來的張力和衝擊,以「拯救」自己和孩子。但他和他的太太卻決定留在市區,在芝加哥社區的公立學校養育孩子,以牧師身份和服事的家庭一起生活,並收養了兒子的一位非裔同學。對我來說,這是難以想像的。中國人無論活得怎麼苦,都會盡力把孩子送到最好的學校,遠離複雜的社群,免受不良影響。他所展現的卻正正是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al living),進入他要服事的社群,與他們一起切實地生活,成為他們的鄰舍。
急促城市化的挑戰和契機
二十世紀初期只有百分之八的人口住在城市,但至世紀末,城市人口已超過百分之五十。現在每星期有三百萬人遷進城市,預計二〇五〇年城市人口將達百分之七十。急促的城市化帶來很多衝擊和挑戰,城市教會的發展遠遠落後人口增長及其多元化,傳統的福音信息不容易滲透城市,個人的敬虔如何轉化到社會,成為落地的信仰?面對社會不公、後現代文化、數碼化和各種不同的張力和衝突,教會、信徒又可怎樣回應?上帝將我們放在這個城市,祂有甚麼心意?祂可以怎樣透過我們及教會在這個城市施行救贖?
柏祺博士深信急促的城市化是上帝的舉動,以大大加快福音廣傳的速度,所以廿一世紀的宣教模式,將會更著重城市的福音運動。很多聖經學者可能對聖經的研究甚有心得,但面對發展急速、錯綜複雜的城市,他們的解讀對生活在當中的信徒卻起不了很大的作用。熟悉天國的語言固然重要,但要有效地服侍今時今日在城市生活的人,我們也要精通城市的語言。柏祺博士就是這樣一位難得的學者,他不單詳盡地研讀聖經,更是足跡遍全球,跟當地的領袖對話,深入瞭解各個城市的獨特情況,共同建構適切的神學,讓上帝國度有更深更遠的擴展。不論是馬尼拉、中東、紐約或印度,我們都遇上曾被柏祺博士教導和啟發的領袖,在他們服侍的城市帶動轉化,在上帝的恩典下,作出各種、甚至是顛覆性(disruptive)的貢獻,帶來與日俱增的平安(Shalōm,שלום)。
尋找希望的記號(Signs of Hope)
柏祺博士雖生於農村,但一生熱愛城市。基於他在芝加哥的經驗和研究,自一九八〇年開始,被洛桑委派,走訪二百多個大城市,舉行城市宣教及推動轉化的諮詢會議,更被公認為這方面工作的先驅。他也透過教學、寫作及同遊,深深影響了世界各地不少領袖在自己的城市帶動轉化。他的教學理念和方式都是以基督作榜樣,著重同行、關係、體驗和反省,鼓勵學員走進要服事的群體,但絕不是以救世主或優越的心態,而是尋找聖靈的足跡及希望的記號(Signs of Hope),深信基督活在我們裡面,祂的天國議程必針對這個處境。
我非常慶幸能成為柏祺博士的學生,並在以他命名的中心服事我們的城市。柏祺博士教學多年,桃李滿門。與老師「同遊」亦是課程的最大特色,我們將城市當作實驗室、將課室遷到前線,去見證教會的天國行動。最重要的學習都是在過程和群體中領會和反思,而非單單在課堂內講授的(something to be caught rather than taught)。柏祺博士常提到,外科醫院都是在手術室裡實習的,音樂家則在表現場地,城市事奉者亦然,城市是我們的實驗室,事工領袖就是我們的教授。
城市神學教育全球化,心繫亞洲
雖然柏祺博士不能再像從前一樣跟我們遊學,但每一位曾被他教導或觸碰的人,都會娓娓道來自己跟他的獨特故事,所受到的影響。柏祺大學研究院(BGU)於二千年成立,來自世界各地數以百計的學生,學習怎樣解構自己的城市,研究及發表怎樣將自己的城市調教為城市宣教的持續教育實驗室。柏祺博士一生致力將城市神學教育全球化,但心繫亞洲,他於一九八〇年首次訪港,並邀請當時年青的倪貢明牧師跟他學習。當年香港正關注九七議題,柏祺博士運用其豐富的諮詢經驗,幫助各人透過香港教會歷史和傳統,重新檢視當前的局勢,辨識主要的課題和思考如何運用現有的資源,啓發各人「看見」超越九七的異象,讓每人更了解在這大形勢下,自己的位置何在和如何互相配合。倪牧師在完成學習後,繼續與柏祺博士緊密合作,並在一九九〇年在香港召開首次環太平洋智囊團會議。余達心牧師更舉薦了鄧達強牧師攻讀柏祺博士所任教的博士課程。期間,鄧牧師更把他的著作A Theology as Big as the City翻譯成中文《城市人、城市心》。
雖然柏祺博士不能再像從前一樣跟我們講學,但我們十分慶幸有這本著作,將貫穿整本聖經的城市故事娓娓道來,很立體地展現他的教學方法和神學反思模式。最重要的是柏祺博士並非只是留下一套學說,而是一個又一個充實的展現,讓我們學習如何以聖經作基礎,加上城市處境、教會及傳統作整合經驗的支柱。在他看來,若我們憑著信心,城市生活的一切課題都可在聖經裡找到回應。柏祺博士深信聖靈在二千年來一直教導教會,因此在談論城市神學時,不能不參考歷史中許多蒙召的僕人,他們的足跡引領我們進入城市中,從他們成功與失敗的經驗中學習。
擁抱城市的神學
柏祺博士在二〇一一年從BGU退休,透過在伯特利神學院成立的柏祺城市轉化中心,專注亞洲事務,繼續裝備城市宣教的領袖。數十位博士畢業生來自多元的背景,在不同的教會、機構及職場崗位服侍,帶動轉化。他們研究的課題也非常廣泛,但可大致分為四類:一、神與人的關係,在城市中佈道和敬拜;二、人與人的關係,社群建立及門訓;三、人與城市的關係,憐憫與公義;四、人與文化的關係,信仰與工作的融合。他們的論文摘要都可以在本中心網站下載。另外,他們還有更多在學習過程中的轉化故事,連載於中心的期刊《城市心》。其中十二個故事更收錄在中心五週年時出版的《當城市遇上神學》一書中。
轉眼今年就是中心成立的第十個年頭,猶記得去年還跟他約定今年來港慶祝,可惜他不能赴會了。我常常在想,現今香港面對的難關,疫情肆虐,人心惶惶,很多人都選擇離去,有點像他在六十年代芝加哥的經驗,但他不但沒有感到絕望,反而積極從聖經找尋出路,連結有負擔的屬靈群體,建構適切的城市神學,抓緊服侍城市的契機,在最黑暗和扭曲的時代,尋找聖靈的足跡和希望的記號,開拓城市宣教的先河,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領袖去轉化他們的城市。我彷彿仍然聽到他在每次離別時給我們送上的祝福。
願榮耀歸與上帝,平安臨到地上!
又願教會滿有勇氣,城市充滿盼望!
(以上部份內容節錄自《擁抱城市的神學》一書筆者之序。圖片由作者提供。)
筆者與柏祺博士合照於畢業典禮
攝於柏祺博士八十歲生日宴
攝於二〇一七年印度考察
攝於二〇一二年
本文作者為伯特利神學院、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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