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當竭力在神面前作一個經得起考驗、無愧的工人，按著正意講解真理的話。」（提後二15，《和合本修訂版》，下同）
很明顯，隨著一些新聞媒體被消失及自我消失，香港的言論空間已經今時不同往日。我們所見，相繼有「敏感」書籍下架，及社交媒體自我節制等情況（筆者也有）；這數年的社會氛圍，確實對教會的宣講及教導產生影響。
現時一些堂會以小組或是講座形式，容讓信徒於社會議題上作交流分享；另有一些因為內部曾有撕裂，和因應一些新法例生效，安全起見，做法漸趨保守。筆者早前收到講員邀請函，內裡有「溫馨提示」，意思是宣講時避免有政治成份，這大概是出於善意，讓講員知道適時調整。誠然，確實也反映堂會擔憂有人誤觸紅線，引起投訴。（到目前為止，筆者所收到的邀請信件中少有這類「溫馨提示」。）沒錯，宣講者對自己宣講的內容要有敏感度，然而處於時下的政治氛圍，宣講者怎樣才不會矯枉過正，仍能做到信息到位？
畢德生牧師於《牧者的翱翔》有這分享：「我是牧師，我的工作和神以及人類的靈魂有關，兩者都是從未有人看透的巨大奧祕。然而，從事這份工作，需要進到情境之中，也就是地點和時間；不論我身在何處、在哪個時間點，我都要觀察、進行判斷。我不可能脫離情境。我希望自己能注意到情境，並對其投以和神聖的奧祕同樣的關注。」（10頁）是的，牧養與情境是息息相關！
「2021逆境中香港教會跟進研究」於上年六月至八月期間向全港堂會進行調查，其中一條問題：「因應現時的社會氣氛／政治氛圍，貴堂會就以下議題曾作哪種程度的計劃或考慮？」，在九個議題當中，表達「已有計劃」，排行最高堂會比率的第一及第二的議題是「將公開言論轉為非公開」及「調整講道內容」，分別佔14.3%及11.7%，而「正在考慮」以上兩項則分別佔17.2%及22.5%。可見，當時堂會已經開始調整「堂內言論」，而且是較先進行的。（參下圖）
面對社會言論的空間逐漸收窄之際，教會作為使命群體，我們需要思考「公共」與「教會」的關係，否則教會只會變成「私人會所」，失去其應有的公共性。筆者不是說講壇內容必然要論及政治內容，而是要思考怎樣能宣講聖經教導，鼓勵信徒關心社會民生和公義，對應處境又不被認為涉及政治。
作為教牧，按著真理宣講，涉及生活的例子，確實需要花心思，這亦是筆者於宣講中的學習。然而，若真的需要提到一些社會情況，要費神權衡適當與否，有時亦會被「自限」？這樣，我們宣講內容的情境又是甚麼呢？
回想，昔日有講員於宣講中提到做個良好公民，盡公民責任作出投票等；當年，社區中有很多不公義，例如「艇戶事件」、有居民被迫遷等。如今，社會變遷，這些類近的應用情境現時是可免則免嗎？當然，面對公民社會被逐漸「稀釋」，我們言說的向度確實有時不知怎樣才行。
講道與教導應涉公眾生活
翻閱巴默爾（Parker J. Palmer）《公共的教會》第四章的〈私人、公眾，與政治〉，指出私人與政治生活兩者互為有關而需要作出平衡。換言之，健全的政治程序為保障私人生活，擁有個人的表達空間，對社會公義有所委身。「轉而檢視私人與政治生活並不意味著抛下靈性議題，因為基督徒的信仰必須在這兩個領域中展現。⋯⋯必須大為仰賴建全的政治程序，更不用說政治如何衝擊著基督徒對完全公義的委身。」（78頁）
誠然，巴默爾論及公共神學，提到講道與教導是基督使命的主要工具，是指涉公眾生活方面。「教會是『道』的群體，若是能夠仔細聆聽上帝對我們所說的話（道是神學的功能之一），就可以在自己的生活當中讓話語道成肉身。」（107頁）
事實上，基督徒不能活於自己的私人天地而不外望世界，要關懷社區或指出不義罪惡，教會有其先知的角色，要宣告不要跪拜偶像及悔改的信息等。面對「嶄新」的社會政治環境，我們實在需要從上而來的智慧和勇氣，在謹言慎行之間，辨識時勢，以道牧養會眾。
此刻，想起〈生命如光歌〉這首詩歌，「求父使我生命如花，使人快樂增加；不嫌自己園亭狹小，願意努力開花。」筆者近日常與一些教牧交流，在無力感甚重的日子，我們彼此互勉，從自己的「小園地」開始做起，靠著祂的大能大力，守護真理，牧養群羊。
「神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鋒利，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被造的，沒有一樣在他面前不是顯露的；萬物在他眼前都是赤露敞開的，我們必須向他交賬。」（來四12-13）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分題為編者所加。本文轉載自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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