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筆者出席了由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HKACM）主辦的「世代呼喊──ACM青年詩歌創作大賽2021」（下稱「世代呼喊」）之決賽。一方面喜見年輕人滿腔熱誠地為主創作詩歌，另一方面慨嘆此前一週「耶教」網絡熱話：「基督教搞音樂比賽，到底可以不可以？」有關當中爭論，請在Onetrack與Hypersonic Lab的臉書專頁查看。事情經已告一段落，筆者絕對無意再挑起事端，不過其中有幾個要點，實在值得我們再三思考。
比賽是甚麼？最低層次的答案，大概就是參加者於某類範疇透過特定形式與制度互相對壘，一較高低強弱。群情洶湧的電視節目《全民造星》自然是一例，小學生標語創作比賽又是另一例。大大小小的比賽不盡一樣，本質上卻是相同，就是競爭。競爭不止出現於才藝比拼，更在日常工作裡出現。無獨有偶，神學巨匠巴特在探討工作觀之時，也曾論及競爭與比賽（KarlBarth, Church Dogmatics III, part 4 "Active Life", 539-40. )。勞動工作本身就承受著相互競爭的一面，而把競爭引伸就成了比賽。如果只是衡量各種技術，如果純粹藉著比較而提昇自身層次，如果獎項只是用來表揚優異表現，比賽其實是令人精神充沛的佳事（fine and invigorating)。巴特認為，技藝範疇的獎項本是可有可無，勞工範疇卻不然，獎項不再是副產品，而比賽也變成搶奪生活必需品的惡性競爭。簡言之，任何以獲取生活基本需要或追求一己私利為目標，促成參加者孤立彼此，甚至產生傷害的競賽，一概不合乎神學人觀。
典型例子正是早前膾炙人口的劇集《魷魚遊戲》，以賺錢遊戲為名，生存鬥爭為實。按照巴特的推論，劇中遊戲應該盡快終止──這並不是說，該劇連看也不應看，而是指劇中的遊戲設定違反巴特的人論。事實上，生存競賽從來並非虛構，而是發生在現實中，尤其是置身於資本主義社會，階級觀念無處不在，人人為己而輕忽他者，怪不得有劇評指《魷魚遊戲》隱喻社會實況。更諷刺的是，劇中一名基督徒參賽者一邊唸經祈禱，一邊為求自保而傷害其他參賽者。
這樣看來，目前香港基督教音樂比賽又不至於陷於上述的困境。不論是「世代呼喊」還是作為討論焦點的The Horn Music Award，頒獎本身並無不可，倒是創作背後的文化需要慎思明辨。筆者相信每位創作者的初心都是給主做、為榮耀神而行，不然又何需花費時間心力去做「付出多、回報少」的事呢？然而，在數位化的資訊時代，上載詩歌至網絡平台再不單純是主內群體分享，而是在商業市場上架，這無疑使宗教事物變得商品化。對於個人創作者而言，問題也許未算明顯；對於團體或機構來說，聽眾就成為了潛在的奉獻支持者，瀏覽次數（views）、觸達率（reach rate）就代表著生產的指標。如此，視詩歌或媒體創作為本業、賴以為生的創作人，似乎無可避免地要與同道競爭。
難道，要麼就放棄使用網絡平台發佈作品，要麼就向宗教商業化妥協嗎？比起抗拒或相容，筆者認為基督是文化改造者（Christ is 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這裡借用了Richard Niebuhr的Christ and Culture當中的觀念，以說明回應文化載體（網絡平台、音樂比賽、頒獎典禮）不一定只有正反兩個選項（篇幅所限，不贅）。
回看八十年代，資訊尚未網絡化，當時詩歌乃以唱片作為載體傳播，或者被堂會選用於崇拜之中。唱片銷量、崇拜選用次數同樣可以成為競爭的範疇，詩歌同樣有商品化跡象。但細心一想，真正的商品化、世俗化根本不是以詩歌為載體，而是意識形態。好些堂會或機構為免正面交鋒破壞合一而各自為政，結果釀成濃厚的山頭文化，此等情況在基督教圈子比比皆是。但到頭來因為資源有限，受眾逐漸飽和，彼此之間不得不爭競求存。再望當下，情況卻是百花齊放又偶有交往。在信仰網絡化之下，山頭似乎在搖動，各家不再只掃門前雪，也多了問候他人瓦上霜。或許受到社會氣氛的影響，創作團體之間多了坦誠相對，少了明爭暗鬥。如是者，網絡平台既是競技場，也是交流房。同樣地，音樂比賽或頒獎典禮既有刻意較勁的角力，也有彼此造就的創造性張力（creative tension）。
基督教搞音樂比賽，到底是鷸蚌相爭，還是砥礪同行？「世代呼喊」諸位同道以身作答，鏗鏘有力。期待之後一年的頒獎典禮更加擲地有聲！
守護自由空間，請支持基督教《時代論壇》
可選擇：📲 PayMe 或 💳 網上捐款（信用卡）或
⚡️轉數快FPS +852 51100803（註明奉獻，如需收據請附姓名及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