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痛的神學》（神の痛みの神学）為日本神學家北森嘉藏（Kitamori Kazoh，1916-1998）的代表著作。他根據其對耶利米書卅一章20節及以賽亞書六十三章15節的詮釋，重新反思基督新教十架神學，認為基督信仰，一言以蔽之，就是「痛」：一方面，上帝嫉惡如仇，恨惡罪人，要消滅罪人；但另一方面，上帝滿有憐憫，深愛罪人，不願他們滅亡。因此，「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為了拯救世人，上帝使其獨生子耶穌基督為罪人而死，於是上帝又承受第二層的上帝之痛：聖父愛聖子，卻要犧牲聖子以拯救罪人。適逢今年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了《上帝之痛的神學》的漢譯本，為了讓信徒能夠更易理解這本日本神學的巨著，特撰文介紹及簡評此書理路。
痛，在公義與憐憫之間
讓我們先從儒家傳統中一個經典比喻「瞽瞍殺人」去理解上帝之痛為何發生：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盡心上》）
慈愛與公義之衝突，早見於孟子。儒家一方面強調「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另一方面又認為要遵守禮樂刑政，因此桃應提出一假想情況，詢問孟子如何回應：假設舜做天子的時候，他的父親瞽瞍殺了人，而皋陶是警察，皋陶應如何處理呢？孟子回答皋陶應該逮捕瞽瞍。桃應再問：舜應否阻止呢？孟子認為舜為天子，受命於天，當然不能徇私枉法。因此，舜為了不違其孝道，應退位，然後帶父親逃亡，從此「樂而忘天下」。
在孟子的故事裡，舜既是審判者，亦是瞽瞍之子，因此瞽瞍殺人使他面對身份利益衝突；這就是所謂的「理分之衝突」。舜不忍有罪之父被判刑，因而放棄審判者的身份以盡孝；但上帝不忍審判，卻無位可退了。上帝不能因為其慈愛的聖父身份，而放棄其審判者身份。一方面，公義的上帝，惡恨罪惡，對罪人發怒，因而要審判罪人；另一方面，慈愛的上帝卻憐憫世人，不欲人類滅亡。無力處理「理分之衝突」的舜，尚能選擇逃避；但上帝永為上帝，無法逃避。這就是「上帝之痛」的成因。
北森嘉藏的《上帝之痛的神學》正正說明上帝之怒與上帝之愛的矛盾。北森從耶利米書卅一章20節及以賽亞書六十三章15節發現「上帝之痛」，前者記述上主說：「以法蓮是我的愛子麼？是可喜悅的孩子麼？我每逢責備他，仍深顧念他；所以我的心腸戀慕他（我膓かれの爲に痛む）；我必要憐憫他。」後者提及「求你從天上垂顧，從你聖潔榮耀的居所觀看。你的熱心和你大能的作為在哪裡呢？你愛慕的心腸（切なる仁慈）和憐憫向我們止住了。」《和合本》將希伯來文hāmāh一字皆譯作「戀慕」或「愛慕」，但北森認為這是誤譯。北森同意大正文言譯本的日語聖經翻譯，認為hāmāh當解作「痛」及「仁慈」。以法蓮犯罪，但以法蓮仍是上主的愛子，因此上主感到痛心。這就是上帝之怒與上帝之愛的具體表現。
上帝如何克服其痛心呢？聖經說：「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為了拯救世人，上帝使其獨生子耶穌基督為罪人而死，於是上帝又承受第二層的上帝之痛：聖父愛聖子，卻要犧牲聖子以拯救罪人。因此，北森認為上帝是用聖子之死的痛去克服對罪人的痛。（《上帝之痛的神學》頁62）
「以痛超痛」vs「以愛越怒」
北森的上帝之痛的神學有相當穩固的聖經經文支持，理路清明，似乎頭頭是道，但只要仔細思考，就可以發現當中涉及很多神哲學的問題。比較學術性的問題，留待往後我在學術期刊或專書等場合發表，這裡僅僅指出一個明顯的問題：上帝之痛真的是靠上帝之痛去超越嗎？
既然上帝之痛等於上帝之怒與上帝之愛的矛盾，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只要化解此矛盾，上帝就不再痛了。因此我們有三個選項：以第三者超越上帝之怒與上帝之愛、上帝之怒超越上帝之愛，或以上帝之愛超越上帝之怒。北森則選以首項為出路，即「以第三者（即聖父讓聖子死之痛）超越上帝之怒與上帝之愛」。但細心思考，這神學說法帶有問題：如果上帝以聖父讓聖子死之痛超越上帝對罪人之痛心，則上帝又如何超越聖父讓聖子死之痛呢？北森一直強調路德傳統以來的「十架神學」，卻忽略了聖父讓聖子死之痛其實也要被超越。如果耶穌單單死在十字架上，他就只是個希臘悲劇英雄，跟普羅米修斯無異，從此聖父與世人只能哀悼他。但基督死而復活了，聖餐不只是「紀念他的死」，也是「慶祝他的復活」，因此英語的《公禱書》和天主教的《日用感恩祭》才用celebrate一詞形容主禮感恩祭（Eucharist）。若不重視復活，只重視死亡，基督宗教就淪為悼念的宗教，永遠無法走出「痛」。因此，「以痛超痛」的說法說不通。
相比起北森的「奇招」，或說「上帝之怒超越上帝之愛」似乎更合理。希臘神話雖然偶有描寫諸神或英雄同情人類的故事，但這種同情始終不能超過宇宙無情的定律，否則諸神也會受罰。而印度教中的濕婆就更是以怒勝愛、以公義壓倒慈愛的代表人物。濕婆是破壞神，但他不是惡魔而是神，因為他的破壞都是公正無私地執行宇宙法則、推動宇宙萬物變化的結果。同樣道理其實也可以套用於基督宗教：如果上帝狠下心腸，以上帝之怒超越上帝之愛，執行公義審判並消滅人類，那麼上帝之痛就被消解了。但上帝卻沒有如此行。
上帝真正的選擇，仍是以上帝之愛超越上帝之怒。北森不滿聲稱上帝的本質是愛一說法，認為是淡化了「痛」的重要性（《上帝之痛的神學》頁119）。然而，聖經從來沒有一句說「上帝是痛」，卻說「上帝就是愛」（約壹四8,16）。上帝聖父最終之所以選擇犧牲聖子以拯救世人，而耶穌亦自願犧牲自己以拯救世人，都是由於上帝對人類的愛勝過其對人類的怒，甚至超越了上帝的自愛，即聖父對聖子之愛，以及聖子對自己之愛。這卻是北森所不察之處；北森的神學停留在「痛」的層面，而未有發現「愛」的超越，反而貶低了愛的地位。
「重痛輕愛」：東亞信徒的弊病
我認為北森「重痛輕愛」的問題，正是今日華人以至東亞信徒共同面對的問題。當下的痛固然是真實的經驗，但停留在傷痕文學式的描寫，不斷重複對痛的敘事，強調自己是受害者，對靈命及社會並無裨益，更是有害。第一種害，是停留於傷痛記憶，只會悼念往日的流血，而未能為將來實現民主而奮鬥。第二種害，則是反覆強調自己的受害者特權，因而成為施害者。中國與南韓經常都有抗議日本二戰侵略的示威。譴責戰爭罪行是正確的，可是這種譴責，若只是出於身為受害者的痛與怒，而非出於對罪本身違反愛的原則之批判，就會形成一種扭曲的受害者特權：因為你曾傷害我，所以你永遠虧欠我，我可以永遠向你苛索補償。他們不是在原理上否定侵略行為，只是在利益上不滿自己被侵略，所以過去日本侵略他們是錯，即使他們將來侵略日本也只不過是「有仇報仇」，以痛和怒超越愛。
諷刺的是，當面對教內衝突時，北森竟然也是選擇以怒超愛。北森本是日本福音路德會的牧師，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強迫所有基督新教宗派「合一」成日本基督教團以方便監控。日本基督教團成立後，對外支持日本侵略戰爭，對內批評拒絕「合一」的宗派（尤其日本聖公會），對教內教外造成不少傷害。戰後，路德會及浸信會等宗派脫離日本基督教團，北森卻仍留在教團，繼續在東京神學大學任教，並捲入一九六九年以來教會派與社會派的教團紛爭。以飯清、北森嘉藏等人為首的，被視為「右派」的「教會派」，認為教會應重視救恩而非社會政治運動。反之，以土肥昭夫等人為首，被視為「左派」的「社會派」，因受左翼思想、自由主義神學及社會福音運動等影響，認為教會應積極參與社會政治運動，包括批判戰爭責任以及反對日美安保條約。一九七〇年，東京神學大學發動「反萬博鬥爭」，反對日本於一九七〇年主辦世界博覽會，但北森當時卻是日本主辦世界博覽會的積極推動者，因而引發東神大學生佔領校園抗議（史稱「東神大鬥爭」），結果校方報警，示威以警察清場告終。一九七一年的日本基督教團東京教區總會甚至因為教會派和社會派大打出手而需要警察介入，此後二十年總會亦因兩派對立而無法召開會議。教會因政治立場而分裂，固然是一種「痛」，但北森並非以「愛」去處理，而是以「怒」，引入警察解決問題。面對東神大學生佔領校園抗議世博會，身為東神大教授以及世博會推手的北森沒有與學生對話，反而與一眾教授同意報警清場、拘捕學生，恐怕這是出於怒而非出於愛的決定。他留在教團而未有回到路德會，本是為了合一，結果他卻親手參與分裂日本基督教團。
《上帝之痛的神學》的限制，正正提醒我們不能只停留在「痛」的敘事。我們需要抽離，思考痛的成因，才得見痛的出路。我想這也是《上帝之痛的神學》在二〇二一年對香港人的最大意義。
（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