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宣佈自十一月一日起，所有人出入政府大樓和辦公處所時必須使用安裝於智能手機的「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再不能使用實體表格留下個人資料以備追蹤疫情；十二歲以下、六十五歲以上，或難以使用「安心出行」的殘疾人士可獲豁免。措施公佈距離實施只有十天，事前未有公眾諮詢，方向跟起初推行時政府高層所說的「不強制使用」有所逆轉，也有醫管局等一類公共機構隨即表態跟隨。網民在社交網絡議論紛紛，而一些長期關心基層和露宿者的民間機構（包括基督教機構），亦開腔關注那些無力購買或不懂使用智能電話的貧寒巿民，擔心他們會否因為新措拖而無法使用重要服務。
全球新冠疫情接近兩年，近月本地每天確診人數停留在個位數字，且絕大多數都是海外輸入。然而，香港巿民一般仍是不會質疑追蹤疫情的公共衞生需要，也願意提供個人資料配合。但當智能手機上的一個二維碼（QRcode）掃描程式，發展到被強制要求在所有政府設施使用，否則不准進入，它就很明顯會隨時有能力左右升斗巿民種種日常生活的基本事情──由使用公廁，到進入公共巿場買菜；由替嬰兒領取出生證明，到醫院接受診治，以至參與親友的火葬禮──倘若措施事前不經公眾諮詢，也大幅抹煞其他能達致同等功能的實體選項可能（例如填寫紙張表格），而讓一部智能手機成了大部份人生老病死的前提，是否合理？既置公眾在保障個人私隱方面的憂慮於不顧，所造成的數碼鴻溝更難以彌補，後果可大可小。事實上，近期一些機構為配合政府的防疫工作，所實行的措施明顯超越了公共衞生的實際需要。例如有大學要求學生接種疫苗，否則不單禁止進入校園，連參與網絡課堂的機會也剝奪。參與網絡課堂到底如何帶來傳染病風險？寧左勿右、過猶不及的措施，既不科學，也無助公眾認同抗疫方向，更難言顧及所服侍受眾的基本權利與福祉。
在以言入罪風氣日盛的今日香港，關於「眾人之事」的討論，即使議題如何切身，公眾輿論仍然難掩動輒得咎的憂慮。至於獲得百萬計選民支持的一眾代議士，今天或被取消資格，或被未審先囚，或要流亡海外。我們並不質疑當局執行抗疫措施的意願和力度，然而對於本地政策圈子，到底還能從正式渠道得知甚麼民意，使政策得以顧及民情，實在難寄厚望。但無論政情如何變化，本地弱勢社群的需要，仍然存在。在經常出爾反爾的政策環境下，替弱勢社群發聲最終能夠為他們帶來甚麼幫助，其實無人能料，卻更突顯發聲者的情真意切。
在昔日耶穌的教導裡，義人因為關顧貧寒的、饑餓的、患病的、在囚的、無家可歸的，而備受上主嘉許（太廿五31-46）。今天面對紅線任飄移，百萬選民也不是甚麼權勢，那些仍然願意為弱者的需要而冒上風險、說句公道話的人，我們深信，上主也一樣樂意嘉許賜福──即使他們不一定曉得，將這些關顧事作在一個最小的身上，其實就是作在上主身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