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雖然死了，卻藉著信心仍然說話。（來十一4）──迪特里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雖然他早在上世紀對抗納粹德國時喪失生命，他的信心和故事卻繼續流傳下來，對我們這些後世的人造成深遠影響。福戲網絡最近上演的《潘霍華的情書II──給後世的情書》（下稱《情書》），便圍繞潘霍華被囚集中營、處於彌留狀態，藉他在現實與夢境間的穿插，引導觀眾進入他的世界，更多了解他在種種倫理抉擇背後的掙扎。
筆者入場觀看時，不禁驚訝潘霍華的故事1，竟與今日的我們如此息息相關。大家均身處亂世的時代，被林林總總的倫理抉擇包圍，根本喘不過氣來。筆者最為深刻的是在劇中的潘霍華所發出的一連串倫理問題：「是離開？是留下？是反抗？是順服？為自己？為他人？是自保？還是赴死？」整部舞台劇彷彿就是在討論這幾條問題。
是離開？是留下？
這個最近在本地基督教界鬧得熱哄哄的主題，也是二戰前夕不少猶太人和德國人的考量。劇中交代了幾個二戰移民者（如愛因斯坦、瑪蓮德烈治）的自白，讓觀眾知道他們的移民決定確實是情理兼備、無可指責。相比下，潘霍華留德的決定更顯獨特：「假如我不跟戰火中的同胞並肩分擔苦難，我將沒資格參與戰後重建德國基督徒的生活。」
劇中無意帶出哪種選擇更佳，卻將觀眾帶入場景中去直面那個抉擇。又或其實，我們早在現實中面對這個抉擇，可能是猶豫中、是決定（暫時）留下，亦說不定下個月便離港。在這條問題上，劇中迷惘的角色與現實迷惘的港人交織在一起。留下的人痛，走的人也痛；旁人看不見，有苦自己知。
是反抗？是順服？
另一個潘霍華所面對的倫理抉擇是「反抗或順服」，更準確來說，是怎樣形式的反抗和甚麼程度的順服。劇中有一幕是潘霍華與勇武青年的辯論。勇武青年哈迪，相信「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道理，企圖與希特拉「攬炒」；潘霍華不認同他，並引用登山寶訓和甘地的教導，指出唯有非暴力反抗才是出路。在他們的辯論中，觀眾成為了法官，要判斷誰比較有理。似曾相識的感覺來了，我們曾作出過這種判決，這一幕使我們再次回憶起那些掙扎和困惑⋯⋯
比較下，潘霍華當然是個「和理非」，言論中更流露出「左膠」之情（筆者差點以為哈迪會這樣「超時空式」地罵他）。但另一方面，潘霍華也大力斥責認信教會的懦弱，毫不客氣地指出他們對納粹的惡行默不作聲：「一個基督徒若只用一隻腳站在地上，他也會只有一隻腳站在天堂。」從這個角度看，潘霍華是激進的。觀眾不禁疑問：究竟潘霍華的立場是甚麼？他為何不能像路德般清晰堅定地說出：「這是我的立場」？
為自己？為他人？
假若可見的部份是手段，更深層的就是動機。究竟反抗／順服背後的動機是甚麼？勇武的哈迪講出了很尖銳的一個論點：「若以牙還牙的反抗能拯救許多的人，我會很樂意去做這『必要之惡』。」究竟面對一個每天出動的強盜，基督徒是要作每天的好撒馬利亞人，為那落在強盜手的人包裹傷處；還是要起來動手阻止那個每天作惡的強盜？哈迪的思想有否促成一九四〇年後的潘霍華（加入軍方成為雙重間諜），我們不知道；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潘霍華最後也認同了「必要之惡」的存在（刺殺希特拉）。
當然，哈迪和潘霍華辯論的，是最極端的反抗手段。在那段時期，仍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反抗手段：發聲（如《巴門宣言》）、走進險境幫助別人（如舒特拉）、不合作運動等，全部也是反抗行動。而在光譜的另一端，順服也有許多種程度，從宣誓效忠德意志帝國，到舉報猶太人，甚至成為祕密警察，難以一概而論。在「怎樣形式的反抗」、「甚麼程度的順服」的背後，問的也是動機。反抗，是為自己，還是他人？順服，又是為自己，還是為了他人？觀眾被更深的帶進倫理思考當中。
是自保？還是赴死？
劇中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是威廉。他本是芬根瓦神學院的學生，後來卻加入了希特拉青年團。《情書》第四幕「你是⋯⋯威廉」中，潘霍華與這位變節了的學生對質，詢問他為何加入青年團時，他並沒有正面回應，只是一邊重複尼采的「超人論」，一邊在獨木橋上行走。在潘霍華鍥而不捨的追問下，這位不斷「洗自己腦」的青年團成員終忍不住道出：「因為我怕死！」對，加入是因為怕死，不加入就會被殺死。原因就是那麼簡單、直接、合乎人性，身為觀眾的你和我都完全明白。即使我們不為自己而害怕，也會為家人朋友而害怕。怕死，人之常情；自保，合情合理。但出於懼怕而作的順服，與為求名利而作的順服又有否不同？這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自保的相反是赴死，這似乎是潘霍華最後選擇的道路。一九三九年從美國回德國後，他便再沒想過離開德國，而最終也命喪於集中營。在劇中，彌留的潘霍華夢見一戰時戰死沙場的華特哥哥。他問哥哥：「死亡可怕嗎？」並由此引發了一段有關死亡的討論。「死亡可怕嗎？」或許每個有生命氣息的人也曾問過這條問題，只是沒人能給予客觀的答案，僅能有主觀的看法。對潘霍華來說，死亡是個開始。「這是終局，然而對我而言，卻是生命的開始。」這句是他在被送往絞刑台之前，託人向摯友所傳的話，成了後世所傳誦的名言。
矛盾和未知中的最終目的
「是離開？是留下？是反抗？是順服？為自己？為他人？是自保？還是赴死？」整部舞台劇圍繞著這幾條問題。在這些問題前面，《情書》沒有把潘霍華描繪成一個屬靈偉人、確切知道上帝在每個抉擇上的心意；而是突顯出他的掙扎和迷惘，令觀眾感受到他內心那些互相角力的聲音，了解他那些矛盾行徑背後的故事。劇中有一幕是潘霍華問貝特格：「我是否一個懦夫？為何我這麼矛盾？今天的我好像打倒了昨天的我，那麼這兩個我仍是否同一個我？」觀眾會發現原來潘霍華與我們一樣，也是在矛盾和未知中「行步見步」。
面對亂世中的倫理抉擇，的確沒有一條通往解答的康莊大道。不同人有各自的故事和關注，不足為外人道；而即使對著同一條問題，在不同時間點亦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因此真正重要的，是我們願意時常反省自己的信念和原則：甚麼驅使我做（或不做）某個行動？筆者對貝特格回應潘霍華的那一幕很深刻：「你就像在參與一場足球比賽，在球賽的不同時段會有各樣行動：跑動、等待、傳球、防守和射球等。這些行動可以很不同，但最重要仍是你最終的目的，你是否行在上帝的呼召當中？你是否仍對他人抱持真正的愛？」最終潘霍華也這樣燃盡了他的生命，化為二戰那黑暗中的一點微光。
有些人雖然死了，卻藉著信心仍然說話。（來十一4）──迪特里希潘霍華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願潘霍華給後世的情書，成為我們在亂世中的啟迪，助我們不被面前的種種倫理抉擇所嚇怕，而是能鼓起勇氣、負責任地作出選擇。上主保守我們。
1. 《潘霍華的情書II：給後世的情書》是一齣舞台劇，而不是對潘霍華的學術或歷史研究，當中必定涉及戲劇和創作元素，因此本文所討論的是劇中所描繪的「潘霍華」形象，讀者要留意這點。另外，由於筆者沒有此劇的劇本，只能憑記憶引用當中的對白。若有錯漏，在此先行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