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前文）
三十年來的評價
《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下稱《復》）於一九八七年出版，隨即引起迴響，但也很快冷卻下來。以下簡述幾個原因：
楊牧谷於二○○二年去世後，《復》於二○○三年由中國神學研究院楊慶球教授修訂出版。楊慶球認為《復》生不逢時，出版後大眾因時局變化太快而失去興趣。「《復》出版之後，正值中國大陸開放，萬人北上，無限商機……中港需要的似乎不是彼此療傷，而是互惠互利。六四之後，港人對中國政府的恐懼到了極點，六四的恐懼夾纏著憤怒……香港人對中國政府仍未完全信任」。1 因此修訂版把楊牧谷處境神學的部份都刪去，包括整個哀歌神學和討論中港受傷的分析；只是留下復和神學的章節，重新編排，以理順當中的推論。這修訂取捨反映了回歸初期中港兩地正處蜜月期，對療傷的神學論述沒有興趣。修訂只是為了抽取《復》的剩餘價值而已。2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邢福增教授對這處境的變化有更深的研究，他認為九七前北京只想向教會招安及成為其同路人，卻對教會談復和，甚至香港一方的訴求都沒有興趣。3 前文所述「辛維思」公開辯論以及北京官員的言行反映出他們只以「政教分離」的角度處理宗教事務，不希望教會成為另一種壓力團體，這方向甚至得到一些香港教會領袖認同。4 主權移交後基本上也維持這個方向。在○三年之後因著基督徒對社會事件的參與，相關部門開辦不同的「學習班」予教牧，並認為北京以國內禾場作誘因和「基督教中國化」作意識型態統戰的工具。5 邢福增認為這些策略使香港教會對國內教會情況、香港公民社會和與國內關係的議題被北京影響，沒有發揮應有的影響力、關懷，甚至成為北京的協力者。6 由此可見，因著《復》一書對中港關係的處理不足，以致未能應對北京不同取態的問題。北京不單不想對話，更有意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和灌輸民族主義價值，以取代原本香港價值，更使《復》中所有有關醫治受傷恐懼和重塑價值的願景落空。7
此外，香港浸會大學郭偉聯博士認同復和神學的醫治功能，卻非沿用心理學，而是嘗試延展了於公民社會的進路。「福音的醫治必然帶來復和……教會更是承擔著復和的職份，一方面宣講福音，勸人悔罪與神和好，另一方面也要勸人與人或人與社會復和」。8 郭偉聯指出這種復和神學可以對應身份政治使公民社會分化的危機。即使教會只是消極地提出方案和服務社會，她在公民社會上的政治角色其實避無可避。進一步，郭偉聯認為教會主動在社會提出復和，消除社會的敵對性，這力量在公民社會十分重要。9「教會參與公民社會，是一個持續的愛的行動……甚至是受苦的行動。我們不要企求借政治力量消滅異己，反倒要作他們與上帝之間的『中保』」。10 郭偉聯的應用深化了復和神學和哀歌的社會向度，使其更切合今日社會問題。
另一方面，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於提出二○○一至二○一○年的十年為教會尋求復和與和平克服暴力的運動11。協會致力邀請世上各教會或個別基督徒參與建立非暴力和平文化，當中強調公義為和平的基石（just peace）12。這運動一方面指單方面強調的和平並沒有滿足公義的要求，另一方面回應當代至今沒有停止的暴力及連帶的復仇行為。透過教會於公民社會中帶著轉化的對話和活動，顯出公義和平不但可行，更是彼此共存的良方13。
換言之，因為處境的改變，政權的方針及扣連社會性較弱可謂《復》的不足，以致未能得出預期效果，亦隨即變得不合時宜。這並不代表楊牧谷的嘗試一無是處，在香港的處境再變得與當年相近時，大眾受傷與復和的呼聲就會帶回這神學到檯面上。
三十年後的新發展
三十年後，香港已經與《復》一書寫成的年代很不同。一些人的恐懼成真，也有一些人認為還不夠安穩。撕裂和受傷比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筆者認為，楊牧谷的復和神學在今日仍有可為，卻要更新若干部份配合時代，這是成為實踐的第一步。主要需要更改的是處境化復和神學的方式。筆者取材自「先知式哀歌」，用以加強教會與社會上的痛苦連結，使其能更有力量地團結受傷民眾與提出復和。
據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所述，哀歌除了醫治和團結外，也有想像的作用。這想像並非天馬行空，而是要打破官方的意識形態和扣連民眾受苦的經驗，提供符號和隱喻讓民眾表達心中的恐懼。他認為，哀歌擁有揭破謊言和直面死亡恐懼的能力，並且保留上帝介入的想像。14 他以耶利米書作為例子，一方面耶利米向猶大國的掌權者送上哀歌，因其離開上帝而離亡國不遠，還繼續編造一套「平安」的謊言來麻醉人民；另一方面他站在民眾的位置唱出哀歌，憐憫他們被政權所棄而向上帝申訴，期望上帝能為其伸冤。15 若比較與《復》的觀點，布魯格曼應用哀歌時多了一份申訴和想像。既然哀歌是為處境化復和神學之用，加上想像的成份更能豐富及加強復和後建立新群體的動力。
Nancy C. Lee更進一步指出哀歌應該扣連到想像和爭取社會公義。她研究猶太教、基督教及伊斯蘭教等近東傳統中，因社會不公義產生的暴力，而哀歌的傳統能指向非暴力的復和之路。16 事實上，聖經和近東文化的哀歌中不難發現一些暴力的圖像，為舉哀者真實的感受。Lee認為這些詞句若果脫離處境，便有如鼓吹暴力復仇，非常危險。她亦發現近東文化的哀歌另一個共同的元素為悲嘆衝突的發生，質問為何人們不能好好相處。Lee認為這是站在上帝視野的呼求，叫人離開暴力與復仇。她認為把暴力與失和兩者並列，才能使社會聯繫更強而不走向更激烈的報復行為，追求社會公義使他們能成為活出「上帝的兒女」的群體。17 當哀歌把為追求公義扎根於社會，才能更加強社會中的連結而又不走向互相傾軌的極端。
Soong-Chan Rah進一步探討哀歌於教會宣講的效果。他從美國和城市牧會的經驗發現哀歌在主流宣講中都缺席，使教會在社會的痛苦面前失憶和失語。哀歌的對比是歡樂的頌歌，歌頌持久的快樂，以為今日已經在地若天。當社會上受苦的一群對現狀的不公以哀歌發出追求公義的呼喊，卻遭到大眾忽略。18 Rah認為教會在宣講上加入哀歌，不單能使教會連結這些受苦的群眾，也使基督徒能夠體驗（embody）這個受苦的世界，使信徒不能對世間的不公義視而不見。這種連結不只是安慰或者接受現實，而是讓受苦者的聲音被他者聽見，更激發信徒以行動回應。19 不過，Rah也指出哀歌並非答案本身，甚至是為長期掙扎作準備。20
在更新處境化的神學後，就能以實踐更新神學化後的處境。上文普世教協的和平非暴力運動也提供了五點宣傳方法框架，成為實踐上述神學反省的切入點。分別為：一、以聖經和神學反省暴力問題；二、支援教會和有關團體進行非暴力的宣傳運動；三、針對一些地區於教育中加入仇恨和暴力元素，製作一系列以基督教價值為基礎的非暴力、排解糾紛及轉化社區的教材；四、為禱文和敬拜中加入的非暴力及復和主題提供屬靈的元素，如以悔改（metanoia）為題：不單是信徒作為被罪者，也為部份教會曾是施虐者而作悔改，以連結不同宗教和文化的人；五、提供「開放空間」互訴故事，不單為聯結世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也能透過分享經驗，改進非暴力宣傳的方法。21 雖然這五點只是框架，但只要按著個別場境填上內容，便能成為對應上文「先知式哀歌」和「公義和平」的實踐。
今日香港比以往更需要發展這種哀歌，既可扣連社會又能面對處境上長期的不安甚至壓迫。正因為處境上香港人面對一個異質的政權，哀歌的宣講賦予空間去想像香港應該是一個怎樣的家以及應有的價值，如公義、法治等，目的是阻止這些理念被權力單方操控，並提供想像及讓人放下極端和武力，而追求更美的未來。教會哀歌宣講和教會參與加強公民社會的連結，使教會不單成為社會的一員，也是追求社會公義的載體，為日後進行復和作預工。同樣地，執政者都有意與社會復和但卻毫無基礎（甚至成為他們道德勒索別人的藉口），只有教會能做到《復》一書所講的第三方復和者，實現帶領政權和社會復和的願景。
總結而言，三十年後，風雲變色時移世易，教會在這風雨飄搖的日子，應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時候教會面臨著的卻不一定是順服或抵抗的二元選擇，而是在壓力下仍然實踐復和第三方的使命。從佔中到反送中再到疫情蔓延，在每逢紀念日的痛苦之中，仍可以見到人們還送上花束和哀哭，可見一同舉哀在抗爭運動建立群體的功效。可是抗爭並非整個運動和歷史的全部，哀歌也給予空間去想像生活和理想。教會是為了愛而背起政權和社會兩方的福祉，在這個前提下談復和及公義才有基礎。
總有一日抗爭會終結，人們會重回和平、靜好、公義的日子，但面對這一天臨到之前的黑暗，香港人就只能以哀歌的勇氣撐下去。究竟這天何時降臨？哀歌徘徊在香港到幾時？吾人不能代替公義的主回答，只能繼續轉化社會的工作以身盼待。
注釋
1. 楊牧谷著，楊慶球修訂，《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修訂版）（香港：明風出版，2003），頁379。
2. 楊牧谷著，楊慶球修訂，《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修訂版），xxi。
3. 邢福增，《變局下的徘徊》，頁205。
4. 邢福增，《變局下的徘徊》，頁212-213。
5. 邢福增，《變局下的徘徊》，頁214-223。
6. 邢福增，《變局下的徘徊》，頁214。
7. 楊牧谷似乎也預見這個結果，見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頁543-544，另看頁532。
8. 郭偉聯，《自保與關懷》，頁143。
9. 郭偉聯，《自保與關懷》，頁148-155。
10. 郭偉聯，《自保與關懷》，頁156。
11.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Decade to Overcome Violence”, accessed 15 May 2021, https://www.who.int/violenceprevention/about/participants/WCC/en/
12.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 Harare 1998: An Introduction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 accessed 15 May 2021, http://www.wcc-coe.org/wcc/assembly/or-int-e.html
13.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 Harare 1998: An Introduction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
14. 布魯格曼（Brueggemann, W.），《先知式的想像》（台灣：台灣基督教文藝，2009）。65，另看頁69-70。
15. 布魯格曼，《先知式的想像》，頁72-83。
16. Lee, N.C., Lyrics of Lament: From Tragedy to Transform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0). 183.
17. Lee, Lyrics of Lament, 184-193.
18. Rah, S.C., Prophetic Lament: A Call for Justice in Troubled Times (Downers Grove, IL:IVP Books, 2015), 21-24.
19. Rah, Prophetic Lament, 198-199, also see 203.
20. Rah, Prophetic Lament, 210.
21.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II. A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Decade to Overcome Violence”, accessed 15 May 2021, http://www.wcc-coe.org/wcc/dov/frame-e.html
書目及參考
楊牧谷，《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香港：明風出版，2010。
楊牧谷著，楊慶球修訂，《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修訂版）。香港：明風出版，2003。
郭偉聯，《自保與關懷：香港教會的社會及政治參與》。香港：宣道出版社，2014。
邢福增，《變局下的徘徊：從戰後到後九七香港教會社關史論》。香港：印象文字，2018。
布魯格曼（Brueggemann, W.），《先知式的想像》。台灣：台灣基督教文藝，2009。
Lee, N.C., Lyrics of Lament: From Tragedy to Transform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0.
Pears, Angie. Doing Contextual Theolog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Decade to Overcome Violence”, accessed 15 May 2021, https://www.who.int/violenceprevention/about/participants/WCC/en/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1. Harare 1998: An Introduction and Personal Perspective”, accessed 15 May 2021, http://www.wcc-coe.org/wcc/assembly/or-int-e.html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II. A basic framework for the Decade to Overcome Violence”, accessed 15 May 2021, http://www.wcc-coe.org/wcc/dov/frame-e.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