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會已被「愛國」的爭論困擾了接近一年，其中部份教會學校更捲入「愛國教育」教材的爭論（見《時代論壇》的報道：〈路德會推國安教科書惹爭議 疑照抄官方言論批社會運動〉）。但要由教會去討論愛國，其實是一件怪事。事實上，愛國與聖經毫不相干；耶穌只是教人「愛主愛人」，卻從來沒有說過甚麼「愛國愛教」。對基督徒來說，無論你愛情人、愛貓狗、愛父母、兄弟姊妹和子女、愛師長、愛朋友也好，總之能夠實現「愛主愛人」就好了，似乎「基督徒應否愛國」這種政治問題根本沒有甚麼神學討論價值。
然而，如果說教會不能討論愛國的問題，未免太過離地，無視現實處境的政治壓力。既然社會催促著教會表態，教會從公共神學的立場出發，把政治語言轉化成神學語言，從而提出社會訓導，未嘗不可。而日本神學家內村鑑三對「忠君愛國」問題的討論，正值得今日香港教會參考。
宣揚「無教會主義」的內村鑑三
內村鑑三（Uchimura Kanzo, 1861-1930）生於札幌，是日本明治時代的基督新教神學家。隨著明治維新解除禁教令，基督新教開始傳入日本，以札幌、橫浜和熊本最為興旺，不少仰慕西洋文明的下級武士紛紛受洗入教，如哲學家大西祝。內村鑑三亦因而在年少求學時接觸基督信仰，1876年及1877年先後入讀札幌農學校及東京大學預科班，與新渡戸稲造為同學；1878年受洗加入衛理宗。然而，內村很快就對宗派及教政生厭。1885年，內村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農學，期間接觸貴格會（Quakers），開始發展其「無教會主義」神學思想，主張人不必加入教會才能成為基督徒，反對制度化的教會。1887年畢業後，他進入哈特福神學院（Hartford Seminary），但很快就對神學教育感到失望，次年退學回國。因此內村本人並無正式神學學位。回國後，在富士見町教會的植村正久牧師引薦下，他在1890年到東京第一高中學校（今東京大學教養學部）任教。
然而，好景不常，內村回國教育時，社會已由開放轉向保守。首先，身為基督徒的原文部大臣森有禮竟於1889年（明治22年）因被指「參拜伊勢神宮時態度不恭」而被刺殺。次年，山縣有朋內閣以擔心西方民主思想威脅國體為由，為弘揚「忠君愛國」的「儒家」及「國家神道」精神，起草聖旨《教育勅語》。聖旨頒佈後，被發放至全國、朝鮮及台灣的學校奉讀，並要求師生向聖旨禮拜。
1891年，《教育勅語》送到東京第一高中學校，可是內村因視禮拜《教育勅語》為拜偶像行為，竟然公然拒絕，輿論譁然。「內村鑑三不敬事件」立即成為熱話，各界紛紛口誅筆伐內村為賣國賊、不愛國云云。同年二月，內村辭去教職，但事件仍然未能平息（例如次年，東大哲學教授井上哲次郎依然公開批判內村），發展為全國對基督信仰的批判，亦令內村在1897年之前一直無法找到工作。直到1900年，內村在日本基督徒的支持下，創辦雜誌《聖書之研究》，同時四出舉行聖經講座和佈道，宣揚無教會主義，直至1930年逝世。
當「愛國」淪為排他 成信仰障礙
作為神學家的內村到底如何面對「不愛國」的指控呢？在軍國主義開始抬頭的明治時代，內村必須擺脫「不愛國」的罪名，否則難以生存。就此，內村批評日本人所言的愛國，只是形式主義和宗教狂熱，最終將日本人引向瘋狂：
日本人的宗教非佛教亦非神道，那無外乎就是愛國心其本身。……。當愛國心排斥了其他所有的愛情、感情取而代之時，則成了禍害。日本的愛國心往往為了將這個排他的權力主張成為自己所有，最後竟成了不講道理的信仰、信念，竟成了狂信及迷信。他們會為了自己國家而忘記正直這個最一般之法條。1
當愛國心成為這種排他的、迷信的「愛國心宗教」時，愛國心自然成為「愛人如己」的障礙，成為基督信仰的敵人。因此，內村重新對「愛國」的定義作出討論。
有誰會生於日本而不愛日本的？唯有形式的愛與誠意的愛，有貴族的愛與平民的愛，有忠君愛國的愛與單純無飾的愛之差別罷。有誰會生為日本臣民而不忠於皇室的？唯有閥族的忠與國民的忠，有演戲的忠與實行的忠，有廣告的忠與靜思的忠，有迷信的忠與常識的忠之差別罷。2
明治時代，忠孝被為日本文化之核心價值。內村肯定「誠意的、平民的、單純無飾、國民的、實行的、靜思的、常識的」忠孝，卻批判那些「形式的、貴族的、忠君愛國、閥族的、演戲的、廣告的、迷信的」忠孝。「貴族的」愛國就是那些出於貪圖官爵的欲望的假愛國。自明治至日本戰敗投降前，「忠君愛國」一直是官方宣傳口號（「廣告的愛國」），然而內村認為盲從政府要求，在外在儀式上去附和（例如明治政府要求人民進行「宮城遙拜」，即每日向皇宮跪拜，以及禮拜天皇畫像《教育敕語》等），內在卻不加以反思，就只不過是演戲和迷信的忠。真正的忠，理應自然地發自內心，由個人自主作出道德判斷。從這一點，我們不難發現內村神學擁有日本陽明學的影子，強調道德自律，反對他律。
「愛國」應為「愛主愛人」的工具
然而，何為內村所言的「常識」的忠孝呢？內村所言的常識，並非指科學常識，而是指「倫理學常識」，其實也就是基督對倫理之直觀。正如前面所言，當愛國淪為排外、利己，即與「愛人如己」背道而馳。故此，內村拒絕國家主義。他指出：「為己、為黨派或為自國之國家主義乃甚為下劣之國家主義，譬如人為其國盡力全其本性，國家為人類全體盡力而達其目的也，則乃倫理學上之常識。」3 言則真正的愛國不可能只愛日本一國，而是要愛全人類，希望日本能夠成為為世界帶來道德的國家：
我的愛國心不是以軍國主義呈現，所謂的國利民福大多是無法訴諸我的愛國心，我祈願日本成為世界第一之國，然而我內心不是祈願它以武力統御世界或以金錢力支配世界，我是要日本於正義上成為世界第一國。......，我相信此愛國心是永久有益於國家、有益於世界之愛國心，我從事傳道以作為愛國行為。......，要以此心救日本。4
用儒學的說法，內村追求的，其實是一種「平天下」的王道或仁政。但他的追求比儒家更高，因為他要利用來實現的並非差別的愛，而是基督宗教的普世愛。他要令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國，就是要令日本成為道德正義的化身，成為拯救世界的工具。「愛國」在內村的神學裡只是「愛主愛人」的工具而已。
不過，內村對「愛國」的神學處理和轉化，未得到日本社會接納。日本錯過了大正民主化的機會，最終仍走上軍國主義侵略的道路。至今基督徒仍佔日本極少數，內村「救日本、救世界」的追求似乎難以實現。然而，內村在面對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仍逆流而上，將「愛國」這政治語言從其軍國主義及威權主義的語境中釋放出來，變成神學語言，實在值得今日我們這些活在威權主義及冷戰時代的基督徒借鏡。如聖經所言，耶穌是「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弗一21）只有上帝才是至高的掌權者，愛國本來與愛主愛人毫不相干。但既然社會逼迫教會就愛國表態，那麼我們可以效法內村，以不亢不卑的態度，將它改頭換面成信仰的語言和福音的工具。
（分題為編者所擬）
注釋：
1.〈彼我之宗教〉，參見明治42(1909)年12月10日《聖書之研究》115号「所感」。引自簡曉花，〈跨世紀的新透視：再論被馴化的明治國家意識型態下的日本基督教徒兩大類型〉《師大學報》第63期，第2冊，（2018年9月），頁6。
2.〈二種忠愛〉明治31(1898)年9月25日《東京独立雑誌》8号「記者之領分」。 引自前揭文，頁7。
3.〈下劣之國家主義〉明治32年7月15日《東京独立 雑誌》37号「記者之領分」。引自前揭文，頁7。
4.〈關於我的愛國心〉，參見大正15(1926)年1月10日《聖書之研究》305号。 引自前揭文，頁8。
參考書目：
簡曉花，〈跨世紀的新透視：再論被馴化的明治國家意識型態下的日本基督教徒兩大類型〉，《師大學報》第63期，第2冊，（2018年9月），頁1-22。
作者為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神學與宗教研究系博士，專攻文化哲學、詮釋學、黑格爾哲學、齊克果哲學、語言哲學及歷史哲學，
對於大公教會禮儀與聖樂有濃厚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