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袁國勇教授明確指出，香港實際上已有四十天沒有本地感染個案，疫情明顯有緩和跡象，但香港政府仍以防疫為名，禁止支聯會於六月四日晚上在維園舉行六四燭光晚會。雖然有數以千計觀眾入場的演唱會能照常舉行，戲院、食肆等也可容納最多七成半的入座率，每日在地鐵車廂也出現乘客爆滿的情況，但所有遊行、集會活動，即使於室外舉行，並願遵守各項防疫措施，就是一律禁止。這就是香港人要面對的荒謬日常。根據香港電台報道，警方更計劃於六月四日晚上，部署三千警力，預防市民組織任何悼念六四的活動。若在維園附近遇到市民身穿黑衣走在街上，警方也可能會作出拘捕。
面對六四來臨，當權者如驚弓之鳥，並千方百計要阻礙悼念活動的進行。
問題是，自八九六四後，香港人按心中的良知，堅持在六月四日晚上到維園舉起手上燭光，悼念六四亡魂，延續書寫屬於香港人的六四故事，今年已經進入第卅二年。如果正如米蘭昆德拉所言：「人類與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那麼，香港人參與這場鬥爭，已卅二年。毫無疑問，經過這卅二年，香港人整個族群的氣質、品格、精神面貌，已跟六四事件有不能分割的關係。不同年代的香港人，總有我們可以傳講關乎自己的六四故事。
我還記得，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廿五歲，正在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接受完第一年的神學教育。當年整個五月份，我經常坐在電視機前，觀看香港記者從北京傳回香港的直播畫面，緊貼北京學運的最新情況。我還記得當李鵬於五月十九日晚上頒佈戒嚴令，所有香港人都義憤填膺。我在五月二十日，在八號風球高掛的狂風暴雨中，約了兩位好友到維園，和四萬位香港市民一同參與聲援北京學運的集會。我還記得那是我第一次出席大型政治集會，並喊出「李鵬下台」這項當時被認為激進的政治訴求。我還記得，我們神學院上下眾師生，於報章上刊登了一個公開支持北京學運並反對當局鎮壓的聲明，我們還取笑在聯署聲明名單中排第一位的同學，說若北京當局要向香港人秋後算賬，他便會首當其衝了。
就我個人而言，六四事件影響了我整個人的視野，校正了我的信仰、價值觀和使命觀。我重新檢視我的基督信仰，並確信上帝是關注人類歷史和不同民族命運的上帝，而不是只關注人靈魂歸宿和宗教倫理的上帝。
六四後，我立志在傳道牧養工作上，毋忘六四事件帶給我的啟發。我會在每年六四前的主日崇拜，宣講有關基督徒應關懷社會公義的信息，並提醒會眾要記念六四事件。我會帶領會眾為六四事件中那些被殺害的來自北京或全國各地的學生、市民及其家人禱告，也會為屠殺人民的當權者能早日得到懲處，公義得著彰顯禱告。我甚至曾以〈自由花〉作為講道後的回應歌曲。我也曾邀約一些教會會友一同出席六四燭光晚會。
除了傳道牧養工作外，我也會在自己的家庭傳講六四故事。我有三個子女，每當他們到達初小這稍為懂事的階段，我和太太便會帶他們到維園出席六四晚會，並在過程中跟他們講述六四事件的始末。我的父母有時也會跟我們家庭一同出席六四晚會。其中最深刻的一幕，出現在大約七、八年前，當時父母都已近八十歲，當晚下著滂沱大雨，晚會也因大雨而要提早結束。我和父母、太太、女兒雖然有帶雨具，但也難免全身濕透。我們便在全身濕透的情況下，匆趕地乘了603號巴士回家。由於巴士的冷氣強勁，我不斷為父母的身體狀況擔憂，幸好最終大家都無礙。
就是這樣，我們一步一腳印，也是一年復一年地，書寫著香港人的六四故事。今日，當北京當局和特區政府想消除一切悼念六四的活動，想毀掉幾代香港人對六四的記憶，想掩蓋歷史的真相，實在愚不可及。這種粗暴打壓的結果，只會讓維園六四燭光的美麗風景，隨著香港人的腳蹤，散落到英國、加拿大、美國、澳洲、台灣、德國，以至世界不同角落。
所有用盡各樣手段，為要扭曲歷史、避免人民知道真相的當權者，不論表面怎樣強勢，其實都是可憐的懦夫，最終必然敵不過歷史洪流。面對正向香港人張牙舞爪的懦夫，我願以一句從上主而來的警告作為本文的結語：「你用腳踢刺是難的！」（徒廿六14）
（蒙作者允准，轉載自信仰百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