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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教會一直是南韓社會的進步力量，從電影「逆權」三部曲（《逆權司機》、《逆權大狀》及《1987：逆權公民》），也看見教會的身影──與獨裁政府直接對抗，沒有退縮。到底南韓教會如何在民主運動中，扮演精神號召與價值領導的角色？教會如何在漫長黑暗的日子中作鹽作光？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鍾樂偉，在「教會與公民抗命：韓國的經驗」通識大補課講座中分析，教會在南韓抗爭運動中的角色多元化，從六十年代尾開始積極介入民主運動，到八十年代更成為了支撐運動的主要力量。

《1987：逆權公民》劇照

二戰後南韓教會對政治冷感

韓國翰林大學言論情報學博士候選人鍾樂偉在講座中指出，二戰後的南韓教會，不論是基督教還是天主教，對政治問題都比較冷感，持去政治化的立場，不會干涉當地的政治，大多參與傳教或贈醫施藥等社會事務。鍾樂偉認為，這種情況與當時的總統李承晚以友善態度對待教會有關。他解釋，李承晚是由美國扶植的總統，自然親美和反共，並頗為重視宗教自由。當時的基督教偏向支持執政黨（天主教則支持在野民主黨派），李承晚多次當選都是得到基督教會的支持。他指，許多當時南韓的傳教士來自北韓，韓戰以前他們在北方傳教，韓戰後就逃難到南韓，他們以反共立場自居，與當時政權的立場不謀而合。

鍾樂偉指出，自六十年代末起，基督教會才逐漸步入抗爭行列，因為當時總統朴正熙的獨裁政策令教會開始覺醒。朴正熙政權有個人崇拜色彩，要求民眾向國旗鞠躬，以及崇拜北韓祖先檀君等，令教會感覺到政權已背棄基督宗教。而朴正熙採取親佛教的政策，對教會的態度不如往日般友善，甚至展現出打壓教會的姿態，如指出教會有聚眾的潛在可能，有機會威脅政權，更要求教會作社會組織登記。於是，教會便重新審視與政權的關係。

此外，鍾樂偉表示，當時全球的教會本身立場上都有改變的趨勢，不論是基督教還是天主教，除了重視傳教工作，還會關注社會問題，爭取公義和聲討極權的行動愈來愈多。他又提到，招攬更多信徒，也是基督教在六十年代末更多參與民主運動的原因。他闡釋，因早期的天主教比較親自由派，而基督新教傾向親政權；相比之下，基督新教在當地爭取新信徒支持的能力便較弱。因此，到了朴正熙時代的基督教會便推出更多新措施，希望能爭取民眾支持，令基督教開始走向人群，站在抗爭者的角度。鍾樂偉舉例指，當時金在俊和朴炯圭兩位牧師均有公開批評朴正熙政府，反對朴正熙建立的《維新憲法》，即修改憲法爭取三度連任總統。

教會擔起民主抗爭大旗

鍾樂偉分析，教會於七十年代初逐漸擔起民主抗爭運動大旗的原因有三：

一、政府態度轉變令教會更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獨裁政府打壓民主及言論自由，引起社會不滿，教會覺得不可以再助紂為虐，不可再站在政府角度為他們護航，以致南韓教會出現新的思想──「民眾神學」；認為實踐教會理念不可單單靠傳教，而是要在社會實踐，關心當地民眾需要、爭取公義和民主自由，神學教育慢慢變得「貼地」，愈來愈關注民眾和社會需要。

二、當時社會貧富懸殊，促使教會與弱勢同行。在朴正熙獨裁執政年代，政府總動員發展經濟，雖令國家經濟起飛，但貧富差距也愈見明顯，令許多工人無法得到適當的保障。工人運動隨之冒起，有些工人甚至以自焚方式表達訴求。教會從中覺醒，認為不可對工人的苦況視若無睹，望能與工人同在，一起爭取應有權益。

三、在朴正熙政府的親美政策下，教會有力量保護抗爭者。因為教會有親美的形象，而且掌權者深知許多南韓教會與美國教會有很強的連繫，於是政府不敢粗暴干涉教會的自由，對教會有讓步的空間。鍾樂偉指，在朴正熙的維新年代下，任何抗爭者都不可能會有自由，唯獨教會能有自由，而教會察覺自己有這個特殊地位，自省應充當重要堡壘，保護當時的記者、異見人士及工人等，幫助民眾爭取自由。

一九七二年，韓國基督教總聯合會（韓基總）宣佈投身參加民主運動行列，當中包括國內五十多間教會中的五大總會，如大韓耶穌教長老會、韓國基督教長老會、基督教大韓監理會、大韓聖公會和基督教大韓福音會。而天主教教會也於一九七四年，因韓國溫州教區主教池學淳參與學生民主運動後被捕，正式宣佈加入反政府行列。基督教與天主教會從此無分彼此，共同在南韓一起爭取民主。

教會參與民主運動的價值

鍾樂偉強調，教會的支持能為民主運動帶來精神上的捍衛。因為朴正熙的軍人獨裁政權經常以「民主是分化國內凝聚力」為理由，標籤支持民主的學生與公民團體有親北韓傾向，是有意分裂國家的叛逆份子。而在扣上了親北韓的「帽子」後，民主運動難以在南韓找到受大眾感召的形象。然而，基督教與天主教相信有神存在，不會與「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合流，就在教會的道德光環保護下，民主運動從而得到大眾信任。

鍾樂偉認為，教會有很強的道德感召力，是感召社會爭取公義的地方。當時普遍大眾不信任獨裁政府的花言巧語，但會信任教會。同時，教會是一個公開真相的地方，曾有南韓教會牧師把有關「光州五一八」事件的紀錄片從外國偷運回國，再廣泛地播放。而「天主教正義具現全國司祭團」金承勳神父在一九八七年五月十八日的光州紀念彌撒上，揭發參與學運的大學生朴鍾哲遭水刑拷打致死的真相，並公開涉及在內的警員名單。

鍾樂偉又提到，縱使獨裁者強悍，但礙於教會在南韓有神聖不可侵犯的道德地位，他們也不敢貿然闖入教會範圍，捉拿示威者，教會遂可作為抗爭者的避風港。他舉例指，位於首爾明洞的明洞教堂，特別是韓國首爾總教區總主教金壽煥樞機的座椅，以及韓基總的禮拜堂，都是南韓民主運動的「聖地」。一九八七年六月，不少大學生因避開政府的捉拿，曾佔領明洞的天主教教堂六天，稱為「明洞六天」。

南韓教會在八十年代又再走得更前，鍾樂偉指，當時不少教會人士都很敢言，例如會說：「兩位基督徒倒下，卻換來四人再站出來，因為他們都是教徒，堅信這是他們的責任來爭取民主和自由。」他指，法庭原本是基督徒自辯的防衛地，最終有不少信徒將法庭變成他們把軍政府種種惡行大聲宣讀出來的攻擊場所，進一步感動更多市民認同教會的公民抗命活動。

明洞聖堂（photo: Noulovanarderso）

反抗政權的教會並非主流

在問答的環節，被問到反抗政權的教會是否南韓教會的主流，鍾樂偉坦言不是；相反，保守的教會才是主流，指出真的願意走出教會的人不多。他指曾經看過一些數據，指八十年代初有訪問過教會人士是否支持教徒聲討政府、參與公共事務，結果只有兩成教徒贊成，八成教徒反對教會走得那麼前。他重申，南韓主流教會都是偏向對現世事情少作出干預，但仍然有敢言的教會站出來為公義發聲。

有觀眾提到南韓政府顧忌美國，所以「畀面」教會，但香港似乎情況不一樣，北京「畀面」的對象不一樣。鍾樂偉指出其實很難把香港和南韓比較，因為局勢完全不相同。他解釋，因為南韓的歷史是個親美的政權，導致美方立場的轉變對南韓會有所影響，尤其美國在冷戰時代，為了政治需要，控制共產主義的擴張，即使是主張民主的美國，也允許南韓由軍人獨裁者控制，以抗衡北韓的共產勢力。直至中美建交，共產和資本主義不再完全對立，而是有合作空間，美國總統列根對南韓總統全斗煥的態度也有所轉變，不再支持獨裁者，認為民主是大勢所趨。鍾樂偉認為，這是歷史巧合的時機，因為美國態度的變化，加上一九八八年南韓要舉行奧運會，迫使南韓不敢再鎮壓示威者，成功登上民主化的列車。他指出，北京則是「另一個思維」，認為他們連拆十字架都不怕，根本不會顧忌任何宗教力量。

對於有觀眾提到香港教會沒有南韓教會那份感召力，鍾樂偉說：「無人話係by given（本來就有）嘅，你爭取就會有。」他又認為不少香港教會已經付出了很多幫助學生、示威者，包括情緒支援、提供物資，以及提供地方保護他們。他認為香港教會可以嘗試研讀南韓當年的歷史，知道教會做過甚麼，就能明白只要教會願意「行出嚟」，力量就已經很大，不要以為做到的事很少就不做，強調「做的事就算很有限，已經很大幫助」。他指出，始終政權向教會「開刀」的代價大，所以他鼓勵不論是信徒還是牧者，都可以嘗試參與運動，從中尋找更多空間做不同的事。亦有人提到香港教會沒有避風港功能，鍾樂偉稱其實這視乎信徒如何賦予教會功能。他指，大家都認為教會是不可侵犯的地方，當政權嘗試侵害時，就會顯出政權的錯誤，會令全世界的教徒都結連在一起，認為政權不對。

對於有觀眾表示感慨，鍾樂偉坦言並不希望大家有此感受，因為他認為南韓抗爭運動很正面，指出南韓人經歷多次打壓都沒有放棄，「如果他們在六、七十年代放棄，就不會有八十年代的變天。」他相信，這個世界沒有人有水晶球，誰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變天，不走下去就不會知道有下一步。他又認為南韓人有一種「不服輸」的精神，當認為民主是應該追求的、是正義的，就會爭取，不會想太多策略、計謀，「如果太多計算，你就會畀藉口自己唔做。」

講座由榮光敬拜事工在五月廿九日晚上以Zoom應用程式在網上舉行，有約五十人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