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因應國共內戰的形勢，先後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及十月發表兩封〈致全國信徒書〉1， 內容均提及教會「不附和政治」及「超政治」的立場。如果放在今天的處境，不禁令人聯想到教會要「政治中立」的表述。那麼，七十一年前協進會的兩封函件，對今天我們思考政教關係（或政治中立）又有甚麼啟示？
教會不附和政黨
協進會在第一封〈致全國信徒書〉中指出，「我們認為基督徒在個人的立場儘可參加政治，但基督的教會卻不能附和任何政黨。我們必須服從唯一的上帝。」不過，這並不代表教會「應規避我們的公民職責」，關鍵在於，「我們行動的目的與方法都必須遵循上帝的引導和旨意，藉以彰顯基督的精神。」
具體而言，協進會指出須循兩方面作努力：第一，「我們應當維護崇拜與事奉上帝的自由」，信中提及「許多殉道者已經為這個光榮的見證犧牲了生命」，「我們不要讓任何人把承認基督為救主的快樂從我們的手中奪去。」第二，「我們對於任何促進政治與經濟平等的努力，都應讚揚。我們更要在自身的行為上來謀求這種目標的實現。基督對於貧苦，憂傷，被輕視，被壓迫的人，是何等關心和愛護。我們應當在主面前切實檢討自己……是否能在這些事上表示基督的愛。」
教會不與政黨合流及妥協
隨著內戰形勢的變化，協進會在八月再發出第二封〈致全國信徒書〉，明確指出，「這封信要提出一個佔據在許多信徒腦海和良心上的問題，基督教對於當前的問題是否有一個自己的立場？」
信中指出：「基督教會無疑地有他自己的立場」；不過，「我們很慚愧地承認沒有盡我們的力量把這種立場明顯地向世界剖示」。那麼，教會的立場是甚麼？這立場「當然是宗教的而不是政治的，它是以基督徒的信仰為根據」。因此，「教會不能與任何政治黨派合流，也不能用政治的力量來實現它的理想。它應當維持一種精神的團契，不與政治的演變相妥協。它在社會裡的功用是表現基督徒的良心，為上帝救恩的需要和它的真實性作見證。」協進會強調，「教會的宗教立場，雖然是超政治的，而對於政治的行動卻有密切的關係。它有責任對於國家與國際生活的道德問題發表意見和採取行動。」
具體而言，第一，「教會永久提醒世人，他不能靠著自己得救。政治的行動雖然需要，並且能夠改良人類的生活，卻不能解決人的基本問題」。所以，「上帝的國總不應與政治的烏托邦混為一談」，「上帝的國是得救的人所組成的團契，他們要從自我中心的生活中拯救出來，得著服事上帝旨意的完全自由。」教會雖然「願意儘量協助政治制度的改進，卻不願承認任何政治制度是絕對與永不錯誤的」。
第二，「教會認為人類的真正平等乃在於每個人在上帝的愛中是完全平等的」。這承認了每個人「有絕對的價值」，「而絕對不能被視為政治的工具」。因此，「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國家為人而存在，而人不是為國家而存在。」據此原立場，協進會指出，「教會應當一面對於剝奪人類的自由，妨害人類生活的政治行動提出抗議。另一面對於任何犧牲個人以維護某一個階級或黨派利益的殘暴，也應提出反抗。教會的立場是要使每個人有權利做上帝的兒女」。
基督徒與政治
針對個別「被召而參加政治活動的基督徒」，信中提醒他們，應「在政治生活中表揚基督教的信仰與標準，以事奉上帝與同胞」。身為基督徒，「除了根據宗教信仰的啟示外，並沒有特殊的政治智慧」。至於其餘的基督徒，「必須願意做基督徒的公民，在各種不同的職業中為基督徒的信仰與生活做見證。「基督徒的公民和參加政治工作的基督徒必須維持他們的團契，並共同研究和分享彼此的關切。我們的責任在於彼此互相提攜和代禱。創造研究與團契的機會，為的是要在個人與教會集體生活的立場上，為主作忠實的見證。」
「超政治」不是迴避政治
綜合協進會在國共內戰的嚴峻局勢中發出的兩封〈致全國信徒書〉可見，協進會在政教關係上的立場，卻絕非迴避政治議題的「中立」。毋庸置疑，教會不應「附和任何政黨」，「不能與任何政治黨派合流，也不能用政治的力量來實現它的理想」，但卻不代表教會完全迴避政治。教會的責任，是要捍衛宗教自由，並效法基督，關顧弱小及被壓迫者，肯定政治及經濟平等的價值與主張。
不過，教會要一再提醒自己，在關心及推動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時，絕不能將任何政治制度奉為「絕對與永不錯誤的」。抑有進者，基督徒要在社會展現其「良心」，對任何踐踏人類尊嚴，剝奪人類自由的政治制度，以及扭曲人性（黨的工具）的暴政，教會是責無旁貸地要提出「抗議」及「反抗」的。
廁身紛亂時局，教會必須教導基督徒，要努力作「基督徒公民」，在日常生活中為信仰作見證。對於個別受感召投身政治活動的基督徒，也要提醒他們不要忘記基督徒的身份，追求信仰上的指導。同時，教會要實踐成為「團契」，讓基督徒就共同關心的政治議題，彼此分享及研究，促進彼此的提攜與代禱。對於這個「團契」，協進會在函件中並沒有進一步討論，但卻最少說明，教會不應迴避及消弭教會的坦誠交流及討論。
再次翻閱這兩封早被人遺忘的〈致全國信徒書〉，可見當年協進會的立場，堅持上主是教會及基督徒唯一順從的對象，藉此確認教會的宗教身份，重申教會必須與政黨（府）保持距離，不能附和及妥協。但這並不代表教會對政治議題沉默，獨善其身，視之為毫不相干，反倒應本著信仰立場，實踐教會的公共責任。因此，「超政治」是指超越黨派，與之保持距離或分離，而非否定教會及基督教的社會政治角色。這是否對當下關於教會應否或如何理解「政治中立」，有所啟迪？
中共建國後……
順帶一提，隨著中共政權立國，協進會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再出第三封〈致全國信徒書〉2。 文中一開始即指出：「我們的國家今天已踏上了歷史的新紀元，我們做基督徒的，目睹在新民主主義下，社會意識的日見滋長，當以極度興奮的心情讚美上主，歸榮耀於他」。關於教會在社會的作用，協進會指出，「今後教會當然樂意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勉盡其人民團體的責任，繼續為人民服務」。同時，教會要「在新局面下」，「虔心接受批評，作自我檢討」，「切不可對以往的些微成就自鳴得意」。更重要的是，「當站在人民的立場，與全國同胞一同迎接這大時代的來臨」，「根據基督教信仰，以基督的愛心去服務個人，小團體，及大眾。」「世界存在一天，教會存在世界一天，它即一天不斷地努力奮鬬，克己犧牲，並虔誠祈禱，使社會與個人更加親近上帝。」
比較一九四八年的兩封〈致全國信徒書〉，第三封函件的政治形勢已不再是國共內戰，而是統一政權的建立。在新形勢下，協進會對新中國的成立，無疑予以充份肯定，並表示教會應在新中國建設上，站在「人民的立場」，檢討自我，作出貢獻。我們不曉得協進會眾領袖是否仍秉持警惕政黨（權），及向不公義的政治作反抗的信念……但歷史的發展，卻已無情地指出，一九五○年以後，協進會（以及中國教會）最終無法抵御全能政治的壓力，受到黨國力量全面入侵，無法再堅持昔日的使命及立場，在亂世中苟存性命，在政治洪流中自保殘存……
1.〈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致全國信徒書〉，《協進月刊》，卷6期12（1948年3月），頁2至3；〈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致全國信徒書（第二封，1948年8月）〉，《協進月刊》，卷7期5（1948年10月），頁2至3。
2.〈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致全國信徒書〉，陳際雲主編：《教友須知：基督徒怎樣學習共同綱領》（上海：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教育出版部，1949），頁27至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