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個月來逆權運動未見平息,有些香港人在此期間容易感到倦怠、或有抑鬱等情緒問題。除了邀請社工、教牧作即時心靈急救工作外,現代社會似乎有更深層的結構性成因,誘發情感失衡的現象。
當不同政治陣營的資訊傳播泛濫,有些人即使不在衝突現場參與,亦會傾向使用不同社交媒體及直播平台觀看。在科技便利的世代,其實亦深深塑造我們日常追求快速與操控性的意識形態。這種內蘊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生活操作,在要求我們需「做得更好」的同時,又需壓抑「不理性」的情緒來成就自我,最終我們的生命出現倦怠。而當一有社會事件作為觸發點時,這些盤根錯節的深層成因,卻導致都市人產生更多負面情緒及精神病患。
要拆解這一系列的深層問題,可參考早前德慧文化舉辦的兩場系列講座,邀請台灣《校園雜誌》副主編、作家毛樂祈與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高級講師駱穎佳博士對談有關研究,本文則把兩場講座的內容綜合細述。

科技本質並非中性
要談資訊便利對社會的好壞,首先要從何謂科技的本質談起。很多人會以為科技便等同工具。從事媒體工作的毛樂祈,引用加拿大傳播學者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名言「媒介即信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作類比,使用不同媒介如電視、電台、報章等,本身亦各自承載著不同的信息,如文字、影像、聲音所表達的信息各有不同,故此不同的媒介並非只是工具,而是內蘊地表達信息的載體。毛樂祈藉此表達科技本質上並非中性,亦有一定意識形態取向,而且會改變人類互動、組織和思考的方式,進而形塑社會結構、信仰傾向與世界觀。
駱穎佳指出近年很多哲學家、人文科學學者開始關注科技不單改變人類的生活,更是改變人的定義;更有學者認為人類將邁向半人半機械結合體(cyborg)的階段,不少荷里活電影亦有這類科幻想像。他認為縱然現實未如電影誇張,但現代人確是已將一些本能倚賴在科技產品上,包括交通導航、溝通,甚至記憶本身。他指面書每日均有一些「回憶」功能,提醒用家在過去的時間曾有哪些帖子互動,「這過程中最恐怖的地方是,FB會選擇性告訴你,甚麼是你值得與應該記住的記憶。」
「假如現在市面上推出一部比現時更慢、更低儲存量的手機,你猜想這部『新機』有沒有人願意買?」駱穎佳藉此指出科技本身強調著追求更快、更方便、更進步的意識形態,甚至強調要操控,如電腦系統本身是為了控制其他硬件的運用而產生。在科技產品遍佈社會下,他自覺自身的性格也開始被塑造得沒有耐性,忍受不了別人說話緩慢。
把人異化與去神聖性的現代社會
毛樂祈指出,「科技使我們的生活不再有神聖性,結果讓我們愈難感受上帝的恩典」。他引用加拿大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解釋,認為西方已從一個「附魅」(enchanted)社會,即相信萬物皆有上帝主宰,轉向一個「內在性框架」(immanent frame),即人類可以單純以物質定律、科學理論解釋一切,上帝在其中不再有重大意義的社會。在科技社會下,人類雖然在一起生活,卻感到孤獨(connected but alone)。毛樂祈指這明顯反映在現代人即使坐在一起吃飯,也各自拿著手機,反而不重視以肉身與別人建立關係。雖然科技會使我們增長知識,卻失去了實在經驗的體會。「例如很多人都會在網絡上知道香港最高的山是大帽山,但卻不多人有真正上過大帽山的經驗。」
另一個科技社會下的負面影響,毛樂祈認為是把人異化。他引述十九世紀末美國管理學家泰勒(Frederick Taylor)的科學管理理論中指出,工人的個體判斷被客觀的科學理論取代,結果是人在工作中被異化為如同機器零件的單元,重複的工作亦使人很難感受工作本身具備神聖的意義與滿足感。在科技社會中的基督教,他認為亦帶來信仰的異化。大多數人在科學理性主導、去魅化的世界,覺得所有宗教都是相同地,為了我們能成為好人的「道德性」;現代人更重視宗教本身能否為自己帶來平安、快樂的「療癒性」,上帝不再是介入生命的主,而只是自然神論(deism)如同佈景板般的存在。

肉身溝通的重要性
著有《後現代拜物教》(FES Press)的駱穎佳提醒,科技在現代社會是有被偶像化(idolised)的傾向。他指出偶像除了不同宗教的神像外,在舊約中亦指當一樣被造之物等同上帝便是偶像。「當科技控制我們的生活,甚至使我們不能經驗上帝的恩典,已與偶像無異。」他指出科技的特性是幫我們能準確地預測很多未知數,如天氣報告能減低人類生活的風險,予人覺得天氣是能控制的。「但信仰(faith)本身是充滿不確定性,這才需要信心去仰賴上帝。科技使我們生活的風險減低,卻同時抹殺我們的心的敏銳度、抹殺我們能在生活看見對經歷上帝的恩典與救贖。」
回應毛樂祈指現代人關係疏離的現象,駱穎佳指出基督信仰本身便是一種身體神學,需要面對面與人接觸;相反現今如WhatsApp、面書這類社交工具的溝通,卻是一種離身經歷(disembodied engagement)。他認為這類看不到對方、只倚賴文字的溝通,不自覺地把自身與對方的關係消除,最後易於擦槍走火而導致爭執。他指最近社會運動期間,人們在互聯網很容易因對方所發的「短訊」與自己的政見不同而引起情緒,他認為溝通需要牽涉情感與關係。「在網絡對話,可能只是自說自話。」
被操控的情感政治
在科技社會追求過度勞動、追求績效和生產力的社會下,往往使我們的生活感到倦怠。毛樂祈引用猶太哲學家布伯(Martin Buber)的觀點,有別於傳統人與大自然皆從屬上帝的自由,科技為工業革命後的西方社會帶來規範,人被約化為生產的工具。而至於現今科技發達的廿一世紀,社會不再是一個由外而來的規訓壓迫,而是變成一個由內給予自我壓迫的社會,是源於「政治、經濟的系統暴力、資本主義的剝削」。他以現代社會的精神痛苦為例,都市人易陷於精神低潮,其核心是功績化社會與其內蘊的資本主義提倡的生產模式,不斷自我要求人要做到最好,才能適者生存;一旦達不到要求,便容易患上憂鬱、焦慮、強迫等精神病。
駱穎佳再用當代哲學解釋上述的觀點,指近代哲學思潮開始思考社會經濟制度是如何影響人的情感,甚至認為一些精神病患的成因是由資本主義社會價值催迫而成。他指當代韓裔哲學家韓炳哲(Han Byung-Chul)有關《倦怠社會》的研究,指現代人的精神是一個功績主體(achievement subject),由小到大不斷被灌輸「你不夠好,所以人要不斷增值」的理念,所以現代人的一生是要不停追趕更高的目標,由學生的考試成績,到成年人是否找到高薪厚職來買樓,這背後都有一套經濟生產模式在主導著我們要「力爭上游」的競爭思維。
與此同時,在文藝復興、理性主義抬頭的西方傳統以降,情感被標籤為「非理性」,一般被認為是需要操控。故此現代人的情感不斷被要求壓抑,很多服務業工種更要求員工無論在甚麼狀態都要保持著笑容,這種行為與情感的撕裂,往往導致都市人生活更加疲累,精神亦出現異化。駱穎佳又舉近幾個月的香港社會運動為例子,市民看見一些兇暴與不公的場面,一般都有哀傷、失望和憤怒的情緒,在未妥善抒發這些情感之先,有些教會對此的回應卻是「叫你樂觀一點,要仰望上帝」。他認為這源於科技社會的操控思維,最終把生命扭曲。

回到恩典的屬靈操練
毛樂祈指出,在科技社會下要面對人無法被滿足的慾望,核心是要回到恩典。他引用東正教神學家施梅曼(Alexander Schmemann)指,人類墮落的原因不是如同教父奧古斯丁(Augustine)認為的驕傲悖逆,而是在根本上看不見上帝的恩典。他認為信仰不應只是認知知識上的教導,而是有血有肉、具行動力的真理;生活上可更多連結受造萬物,如他在家中與孩子花時間包餃子、做饅頭,這與從超市購得相同食物的經歷亦有所不同。
同時在面對靈性的休息上,亦需要歸回恩典,毛樂祈建議會眾可嘗試觀察身邊最平常的動植物、石頭,甚至是正要吃下的食物:用心去看,用身體所有器官去仔細觀察,用手摸、用鼻子聞、用眼睛細看;寫下你所發現的,最後寫下值得感恩之處,讓生活進入恩典的故事中。他引用心理學家埃蒙斯(Robert Emmons)研究後證實,「感恩的心」乃是良藥,注重感恩能改善人的免疫功能、較少生病、睡眠較好,並且降低濫用憂鬱和焦慮等藥物的風險,生活滿意度較高。
駱穎佳和應毛樂祈的說法,指信仰是透過肉身,而非電腦,才會充份被演繹,例如有關公義與愛的價值,必須透過自身生命去實踐。他亦指信仰生命的成長是需要時間、慢活,這是在急速的科技社會需要學習去適應。他亦引用當代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置懸」(inoperative)的觀念,指出我們若將一些生活上慣性東西停頓,便能找到生命的更多可能性。駱穎佳指這觀念其實與基督教提倡安息日的操練相似,安息是為了創造空間,聆聽上帝跟我們內心對話的聲音,重新體驗上帝帶領的生活。「在生活上開始學習過得緩慢、學習專注眼前的事,我們會發現,其實生活上不需要太多資訊。」

不應承受過量密集式的情感能量
在答問環節上,兩位講者被問及在逆權運動期間,不少市民或因在社交媒體觀看衝突現場的直播影像與新聞,而令自身情緒低落與抑鬱,身處這種情況應如何面對。較熟知香港狀況的駱穎佳分析,是次運動中兩邊陣營的參與者均利用不少文宣、煽情的報道,甚至假新聞來團結自身群眾,以憎恨對方作為動員力。這幾個月來香港市民在社運發展中更是訊息泛濫,我們往往承受過量密集式的情感能量而不自知,「正常人都頂唔順」,故此容易誘發情緒問題與精神創傷。
駱穎佳提醒,若果我們發現自身因在社交媒體接觸太多資訊,精神與情緒開始承受不住時,便應為自己接受資訊的工具與數量設限,「唔好睇咁多」。他認為科技使資訊流通便利,往往促成一種錯覺是,以為我們有能力吸收所有資訊來掌握全局,但人的情緒與承受力是有限。他認為在逆權運動中提出「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精髓,是每個人都清楚自己在這場運動的位置,量力而為,不需要在每件事情上都放大自己的角色,也要有容讓局勢有不同變化的心理準備。
當情緒抒發帶來轉化性力量
毛樂祈則認同在社運需讓情緒妥善抒發的重要性,包括我們常壓抑的哀悼,以及對身邊的人表達關懷。即使活在急速節奏中,他指我們可刻意撥一些時間抽離,作一些散步、意識省察的練習。在過程中讓上帝進入我們的心,了解上帝同樣明白我們身在亂世的感受,同時亦知道自己的限制,自然會感到心安理得。在讓情感休息的操練中,他指聖經中亦有許多可以向上帝表達抱怨、哀悼的經文,例如詩篇與哀歌。他引用畢德生(Eugene Peterson)指我們是能在禱告中把這些感受交付給上帝,「當我們為傷害禱告,禱告會帶我們進入上帝的同在,讓我們明白,神有方法處理,遠比我們所想的更好。就算禱告得不好,也比不禱告好。」
對於逆權運動中教會的角色,駱穎佳補充肉身「在場」的重要性。他指當身體面對面表達集體哀悼等情感,帶來的是對整個現實群體的互相支援,情緒亦能安頓轉化,這點是虛擬世界的牧養永遠無法做到。「集體哀悼不是如無神論者般只談休息,基督教的哀悼是能轉化成抗爭的責任主體,如舊約中先知表達對國破家亡的哀慟,叩問上帝為何會這樣,從而成為轉化民族傷痕的動力。」他認為教會需思想如何與受眾在現實的感受同行,從而帶來醫治性轉化。在這場運動中群眾的「集氣」與團結(solidarity)大會,亦讓群眾的情感有抒發的空間,「順返條氣」,他覺得這點亦是教會值得細思的方向。
是次系列講座名為「小老百姓神學講座——塵世生活中的恩典視野」,兩場題目分別為「科技社會中消逝的恩典視野」和「倦怠社會中的靈性操練」,於十月廿四及廿五日晚假香港宣教會恩磐堂舉行,兩場各有約四十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