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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論壇訊】適逢六四事件三十週年，小息書店早前舉行了《六四十問》說書會。《六四十問》是以十個問題串連整個八九民運的始末，作者許偉恆解釋，後人所指的平反六四是要求中央澄清六四是一場愛國的民主運動，非動亂，他亦指中國有真假平反之分。

燭光晚會不在平反在傳承

對許偉恆而言，出席六四燭光晚會的目的不在平反，只為紀念和傳承，並對天安門母親的支持。

許偉恆說，平反六四是與中國《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有關，當中評定學生運動為一場動亂；而後人所平反的是要求中央澄清六四事件是一場愛國的民主運動。許偉恆進一步指出，平反有真假之分，而中共過往所作的都是「假平反」。他以中共「反右運動」為例，當時毛澤東鼓勵知識份子批評共產黨，借令黨進步為名，實「引蛇出洞」，把批評者定為右派，並對他們進行勞改。其後，胡耀邦希望為此平反，但卻受到鄧小平的阻撓，因為鄧小平是「反右運動」的執行者，為了確立「反右運動」為正確的行動及避免影響他黨內的工作，他勒令平反事件不要執行得太徹底。許偉恆強調，雖然中共曾幫助部份人平反，使他們恢復名譽，但事件中仍有一部份人終身無法擺脫右派的身份，中共亦沒有就事件道歉、作出賠償和把右派的定性扭轉，這正是中央政府所作的「假平反」。

至於「真平反」，許偉恆以南韓平反光州事件來說明。他指出，光州事件被平反後，實行獨裁主義的統治者全斗煥不但成了囚犯，南韓更出現了史上第一位民選總統。從此事件可反映「真平反」的兩大原則：第一，澄清事件、道歉和賠償；第二，國家邁向民主化。

若把「真平反」的概念放進六四事件中，許偉恆坦言並強調一黨專政的中國不可能轉型成民主國家，因縱觀過去一百年的世界歷史中，沒有國家能由共產國家和平地轉型為民主國家。或許歷史上曾有共產國家倒台，情況如九十年代的波蘭人民共和國政權被推翻，但那是因為該國原本的共產黨員放棄不作黨員；而另一個例子，是因為某些國家的共產黨倒台，而令國家的管治模式有所改變。在哲學層面，他引用卡爾．波普爾（Sir Karl Raimund Popper）《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指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轉為民主國家。故此，他指中國政府可能只會為了政治的利益和鬥爭而進行「假平反」，若人民向中國政府要求「真平反」，實是與虎謀皮。

權利要自己爭取

許偉恆在其後的問答環節中，亦有提到人民可如何參與爭取民主。他直言權利是人民自己爭取的，並不相信天賦人權的說法，統治者不會無故將民主賜給予人們。之後，他引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的話，指出在獨裁統治下人民都可以盡上微小的個人責任。這種責任可以分為三部份，分別是思考、判斷和行動；思考和判斷何為善惡，基礎是認識真理，而行動是力盡己任。許偉恆形容極權政府彷彿是一個機器，若每一個人都謹守自己的崗位，拒絕順從那些不義的事，這個機器很快便會崩毀。他最後以自己的生活例子作結：作為兩個小孩的父親，帶領孩子到快餐店用餐時，會避免選擇中資企業，如麥當勞，而選擇光顧Mos Burger和Burger King等的餐廳。行動雖然小，但卻是盡力推動民主的發展。

九十後對「六四」情感連結弱

主辦單位小息書店亦邀請了一名九十後的信徒淺談對六四事件的看法。黃文軒（Norton）現為建道神學院學生，六四事件發生時，他仍未出生。他表示「九十後」的情感連結較弱，接觸六四的途徑就是從教科書和新聞，未能體驗港人共同進退的感受。相反，大部份的「九十後」都一同參與雨傘運動，當中的感受定必較六四事件深。

Norton說，至於支聯會舉辦的六四晚會，當中平反六四和悼念死傷者的主張，與「九十後」的關係不大。他補充，與其悼念六四事件，部份「九十後」反而對消滅共產黨和香港獨立的議題更為關心，勝於談論和追求中國民主化。Norton又表示，有些人還會認為：與其爭取六四事件的真相，倒不如先處理香港的內政問題，如《逃犯條例》修訂。他亦指出自己曾接觸一些「二千後」，他們對六四事件漠不關心，對中國不公的事司空見慣，漸漸將政府的虛偽行為合理化。

總結時，Norton以電影《時代偽證者》帶出兩個重點，第一是別讓固有的立場扭曲真相，第二是歷史提醒後人別要重蹈覆轍。無論有否經歷六四事件；無論是六四事件還是雨傘運動，他鼓勵大家堅守真相。

黃文軒

「六四」背後

會上，有與會者在問答環節時提到一九八九年除了中國的六四事件外，在國際層面還有德國柏林圍牆倒下、蘇聯解體等，她問及六四鎮壓事件與世界的關係。許偉恆認同世界的局勢對六四事件的影響頗大，當時全球有不少的共產國家政權動搖，他引用文獻指鄧小平在戒嚴的會議中，指明中國不可步東歐國家的後塵，如波蘭、匈牙利等，因當時已有不少共產主義倒台。此外，中國以暴力方式終結民主運動的做法對世界的局勢也有影響，有不少的國家都將此放在眼內，甚至參考有關做法，但見代價太大而放棄了，東歐的人民亦呼籲政府不要效法中國。這引證八九民運與當時共產主義、民主化運動息息相關。

當晚，許偉恆亦闡述六四事件的背景，把它分為政治、經濟和社會氣氛三方面，希望令參加者更易明白當中事情發生的緣由。改革開放前，中國實施全能主義，以單位控制人民的住宿、糧食分配、工作等。「三面紅旗」和「人民公社」的政策都造成中國經濟極端貧窮，政治專制亦令人對國家和馬克思主義失去信心，令國家陷入三信危機（信任、信心、信仰）。因此，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放鬆對國內經濟的約束，由計劃經濟走向巿場經濟，但堅持政治加緊，維持一黨專政。隨著改革開放，國內亦出現嚴重的貪污問題，而改革派在黨中日漸失勢。六四事件就在這些背景下發生。

是次說書會於六月八日舉行，約有五十人出席。

（編按：許偉恆為一名基督徒老師，在中學任教中國歷史。在六四事件十週年時，他除了希望每年參與支聯會舉辦的晚會外，更想編寫一本書記錄事件。起初，他預期寫一本略述當年民運的經過的書，供年輕人閱。當他搜集資料時，便發現很多鮮為人知的事，因此改變寫作方向，決定撰寫一本詳盡而老少皆宜的書。《六四十問》全書本於2014年〔六四事件廿五週年〕完成，但恰巧遇上雨傘運動，而未能出版。直至今年〔六四事件三十週年〕，有出版社與許偉恆洽商，最終成功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