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需要安全友善的環境和負責任的照顧者。他們需要我們的愛心，我們的時間和心思。他們需要從遊戲和玩耍中歡笑和喜樂。從歡樂中她得以健康發展、對學習產生興趣、喜歡這個世界、對世界充滿希望。難怪聖經說喜樂的心就是良藥！當我們量度兒童學術成就進度的時候，是否也應當關心他們的安全指數、快樂指數、他們是否有好奇心，又是否有喜樂的心，還有沒有童心？！……」
二○一九年，在守護兒童、維護兒童權利上，是極具歷史性的意義和價值的一年，也是現況整合和前瞻未來的重要時刻。六十年前，一群兒童權利的倡議者在聯合國議決公佈了《兒童權利宣言》（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1386（XIV）號決議）：「鑑於兒童因身心尚未成熟，在其出生以前和以後均需要特殊的保護及照料，包括法律上的適當保護；而此種特殊保護已在一九二四年《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中予以說明，並在《世界人權宣言》和許多有關兒童福利的專門機構與國際組織的規章中得到確認；又鑑於人類有責任給兒童以必須給予的最好待遇，大會發佈兒童權利宣言，以期兒童能有幸福的童年，為其自身的和社會的利益而得享宣言中所說明的各項權利和自由，並號召所有父母和一切男女個人以及各自願組織、地方當局和各國政府確認這些權利，根據十個原則逐步採取立法和其他措施，力求這些權利得以實行。」
聯合國在三十年前通過《兒童權利公約》（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44／25號議決），於一九九○年九月二日生效。按照第四十九條規定，並開放給各國簽字、批准和加入，是至今最多國家簽訂的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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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近三十年，為維護每一個兒童的最大利益，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成為國際的共識。進取的地方採取了以下的行動：一、全面檢討法例，以求落實公約，保證兒童權利得到保障，不被踐踏。二、訂立與時並進的兒童政策，落實和評估成效的機制，定時評估並更新。三、強化人權教育，並從兒童作起步，在家庭、社區、學校、院舍落實公約。四、積極推動兒童及社會參與，視兒童及各界為伙伴及倡議者。五、建立以法授權、可持續、高透明度、配合經費及資源、專為兒童事務而設的平台，倡議置兒童於社會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六、成立兒童中央數據和資料庫，以證據和數據分析情況，制訂指標，作人力、經費和物力調配的基礎。
要落實以上的方案，需要的時間較長，但作為社會底線，清晰而徹底，有著長遠的利益。惠及的兒童，又何止目前的這一代！
兒童事務委員會紛紛成立
著力落實兒童權利的國家都成立了兒童事務委員會，到目前為止，約有超過七十九個國家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其中三十個為獨立的委員會，四十九個則附屬於人權機關下。另外有約二百管轄區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最早於一九八一年的挪威，成立以法授權的獨立兒童事務委員會。而澳洲的兒童事務委員會成立於二○一三年，乃隸屬於一九八六年成立的澳洲人權委員會。
二○○○年，英國女童Victoria Climbie長期受虐待而慘死，其死亡個案檢討顯示，該女童生前最少有十二次被挽救的機會，而相關的機構及工作人員，卻無採取適當行動。因此英國全面檢討兒童相關法例，在二○○四年，成為一套兒童法，後來亦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
至於針對正視體罰和暴力的禍害，目前有五十三個國家全面立法禁止體罰，有五十六個國家亦表示準備參與。而最早於一九七九年全面立法禁止體罰的瑞典，以行動落實對暴力零容忍，二○一七年當地法院更裁定網上強姦罪成。
而英國以十四年監禁為懲治引至兒童死亡，或明知兒童在危險中而不採取合理預防的人士。該國亦正研究以嚴重刑事條例，檢控導致兒童心理傷害的行為，並且在學校推行兒童權利學堂。
澳洲天主教神職人員在院舍接二連三性侵犯事件震驚全國，澳洲政府於二○一三年成立皇家回應院舍兒童性侵犯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into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to Child Sexual Abuse），深入調查研究兒童性侵犯問題的處理和預防。檢討報告於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完成，包括四百多項顯示決心的建議。兒童事務專員將監察這些建議的執行。澳洲總理表示，會在國會中公開向受害人道歉。而教宗也表示會重組性侵犯調查委員會。
這些國家以無比的決心立法設定無暴的底線，並實施無暴的家長教育。使家長放下體罰，學習積極具體的管教方法。
本港兒童從未獲優先關注
主耶穌在馬太福音十八章這樣說：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的，就是接待我。究竟各地的教會，如何接待小孩？是否好像接待主一樣？
在香港，十八歲以下被稱為兒童的小市民，有近一百一十萬。他們當然一樣需要優質的環境、悉心的栽培、足夠的身心靈養份，以致能健康成長。人類不負責任的行為污染環境，同樣危害兒童的生命和生活的質素。
其實香港這多元化的社會中，有萬千寵愛的孩子、在愛與關懷中燦爛開放的孩子，也有在環境困難中經過持久艱苦爭扎而出人頭地的。但也有不少兒童面對眾多而複雜的問題，生活困苦，往往無力發聲。他們的遭遇未為社會人士深入了解，而有資源及有決策權的人士，要兼顧的要考慮的眾多，往往在問題發生，傳媒廣泛報道才去救急。
我們無校園槍殺案，但無論在家庭、校園、網上、甚至院舍，都有兒童受暴力嚴重的影響，其慘痛經歷都令人震驚。
而港英政府在廿五年前（一九九四年九月七日）已經將《兒童權利公約》延伸至香港。一直以來，政府維護兒童最大利益的力度不足，在過往的施政報告和財政預算案中，兒童從未獲得優先的關注。政府對兒童最大利益的指標和共識，仍有待建立。雖然有政策，卻欠全面落實的具體計劃，亦無以公約為本的有效機制。對死亡及嚴重個案的檢討渠道仍有保留，兒童的中央資料庫仍未落實。香港亦未曾按《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全面檢討相關的法例，而兒童權利教育仍欠系統和深度。
難怪在社會穩定、治安良好、以法治為傲、醫學發展進步、行政效率高的香港，兒童權利被踐踏的情況不斷引起關注。在富裕的香港，貧窮線下生活的人士約有一百三十萬，其中兒童就約有廿三萬。他們不但居住情況惡劣、健康受影響、自尊和人際關係都面臨危機。
「被透明」的兒童求助無門
不同形式的暴力和歧視使人窒息。感到生無可戀、走頭無路的兒童，因家庭暴力而傷亡的兒童，每天要面對現實或虛擬世界不同形式的暴力對待，社會必須正視他們受到的威脅。
在處理懷疑受到虐待的兒童的個案時，兒童往往「被透明」。他們無機會為受傷的家人，以及為晚上心中恐懼而無法入睡的自己發聲。他們甚至認為自己是問題的根源，為父母帶來不幸，或者以為工作人員出現時會將自己帶走。
特別脆弱的兒童，包括年幼的、有障礙的兒童例如聽障的、智障的、精神病患、犯事的、少數族裔，他們所獲得的尊重和支援薄弱。他們作為脆弱的證人，缺乏法律及輔導支援，嚴重威脅他們的最大利益和公義的伸張。
因為精神、情緒方面的困擾未獲幫助，以至抑鬱、自殘、自殺的大有人在。有受困擾的兒童親自寫信給生命天使，訴說向家長透露內心痛苦，要求見精神科醫生。可惜家長太忙，不以為意。本來可以及早獲得治療的，卻因求助無門而延誤治療，問題愈見嚴重。亦有家長害怕被標籤，對兒童的要求無動於衷。願意為兒童求診的，往往要輪候一年以上，失去了兒童獲得治療的黃金時間。
按二○一七年八月份一個調查，香港有53%初中學生受抑鬱的情緒困擾，超過一萬二千名中學生患嚴重抑鬱症，逾三千人曾出現自殺念頭，在二○一六年七十一個自殺的個案中，就有二十多名是初中生。世界約有三億人受抑鬱的困擾，而抑鬱症在二○二○年將次於冠心病，成為第二大疾病，為世界帶來極大的負擔。
政府意識到精神健康的重要性，成立了精神健康委員會，希望該委員會能直接從兒童及倡議者身上，了解兒童發展的實況，盡快加強精神健康的政策和教育，並改善預防及治療的文化和機制。
#MeToo運動帶來的契機
再者，#MeToo運動引發四處都有性侵犯的個案被揭發。當中一些兒童被虐的事件，不但發生在娛樂圈、運動界、家庭及院舍，亦發生在教會中，而且有些侵犯者，竟然是神職人員。教會開始意識到在守護教友，特別是兒童方面的重要角色。而由於有事件牽涉香港的天主教會，天主教已率先成立內部的委員會，檢討如何面對的有關方案，並訂下政策及處理機制。救世軍亦積極寫下守護兒童的政策，並為工作人員提供相關的培訓。
二○一八年，有人舉報香港聖公會多年前懷疑被侵犯的個案，卻因案件從未有當事人現身而原地踏步。如今，聖公會為正視問題而成立委員會，準備訂下守護兒童的政策、機制，及提供相關人員的培訓。
我在這?呼籲香港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宗派，聆聽兒童呼求，悉心裝備，勇於倡議，配合社會護兒機制，以兒童和信徒最大利益為依歸。
除了以政策和法例落實公約的精神，荷蘭為肢體有障礙的兒童設計了七十五個無障礙的公園，使脆弱的兒童的遊戲權和玩耍權得以落實。
兒童需要安全友善的環境和負責任的照顧者。他們需要我們的愛心、時間和心思。他們需要從遊戲和玩耍中歡笑和喜樂。從歡樂中她得以健康發展、對學習產生興趣、喜歡這個世界、對世界充滿希望。難怪聖經說喜樂的心就是良藥！當我們量度兒童學術成就進度的時候，是否也應當關心他們的安全指數、快樂指數、他們是否有好奇心，又是否有喜樂的心，還有沒有童心？！
兒童成為積極主動的倡議者
兒童絕對有發聲的能力，能更具體更真實地對家長、教師、專業人員、政策擬訂者述說他們的需要，碰到的困難和挑戰。
英國的兒童權利學堂，教育兒童認識自己與身俱來的人權，幫助兒童從消極、被動的受助者，成為積極、主動的倡議者。不但積極參與自己相關的事宜，對老師和同學的尊重也相應增加。
如今香港已有不少民間團體多年致力推動兒童參與，無論是兒童大使、兒童議員、小特首、小兒童事務專員等項目中的兒童，他們親自選擇議題，尋找相關的研調，搜集數據，訪問嘉賓，撰寫講稿，在記者會、本地及海外不同的場合及會議上充份倡議，呼籲施政者聆聽他們的心聲，這些都顯示為兒童提供正向的兒童權利培訓、建立各種讓兒童直接發聲渠道的重要。
香港已經有兩份由兒童及青年撰寫反映香港落實《兒童權利公約》實況的報告，結合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的民間報告遞交聯合國。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委員不但讚賞，而且安排時間直接聆聽他們的報告並與他們對話。
期望香港施政者和社會領袖，不但在政策和法例中加入兒童的角度，亦在繁忙的時間表中，定期預留時間和兒童直接溝通，了解兒童對自己及社會的願景，面對的壓力和困擾，從深入的接觸中發現他們的能力和潛能，在施政時切實回應兒童的訴求。
兒童作為擁有與生俱來的人權的個體，擁有著生存、發展、受保護和參與權利這個事實，我們必須獲得社會各界廣泛的理解和尊重。我們必須加快腳步，推動全民參與，使每一個兒童被尊重，使香港守護兒童，守護社會的未來的有關政策、法律和機制，且應具前瞻性並切合時宜，而擁有決策權的施政者的決心和領導至為重要。
寫下兒童共融的下一頁
經過二十餘年倡議者鍥而不捨的倡議，加上兩屆立法會曾兩度一致通過無約束力的動議，凝聚了社會的共識。香港社會對兒童的關注不無增加，終於在二○一七年特首選舉中，差不多每一位參選人都表示會成立兒童事務委員會。而在二○一八年六月一日，政府正式公佈成立一個常設、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以行動為主導的兒童事務委員會。
可惜，這個香港模式的兒童事務委員會，離開國際標準有一段相當的距離，為倡議兒童最大的利益，設下了一定的局限。政府仍然不採用法律授權及獨立於政府的模式，亦拒絕委任專責的兒童事務專員擔任主席，並且由於委員要遵守保密制，而無法高度透明使社會充份知情和參與。
倡議者呼籲政府以最大的力度、無私的領導，完善社會政策、法例、教育和服務機制全面的配套，影響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兒童的眼看世界，以成人的心去聆聽和採納，並成立一個真正優質有效的平台，清楚寫下願意立法的條件、時間、路線。切勿因立法時間太長，或無法在官員任內完成，而採納次等的方案。
作為掌握資源和決策權的政府，必須珍惜兒童及民間倡議者的經驗和力量，使兒童和社會人士有更廣更多的參與機會和動力。要落實參與的文化，必須建立廣泛的、涵蓋不同年齡、不同層次的持份者參與的渠道。
香港有需要加強跨界別專業人員職前及在職的人權培訓，為校長、教師、神職人員等加強人權教育，並且為兒童成立一個兒童權利學院（ChildrightsInstitute），強化政府官員及民間跨界別專業人士對兒童權利的掌握、落實家長教育及改善支援網絡、為兒童增設有系統的兒童權利及親子課程，長線投入人力、物力和心力，塑做一個真正仁愛、公平、公義、尊重人權的社會。
在香港，「勤有功、戲無益」等信念仍深入民心，無論家長、師長都忙著幫兒童補課、做功課、改卷；益智的遊戲和課堂以外從輕鬆中學習卻不常見。香港現有的公園或兒童遊樂場往往有欠創意，甚至有並不兒童友善之嫌。去年底，屯門終於落成第一個兒童共融公園，盼望香港日後興建的都是共融的公園，使社會共融的理念認真落實。更重要的是兒童的照顧者，願意付出時間和心思，落實守護兒童的信念，平衡他們工作和遊戲的生活，使兒童在歡笑中成長！
於二○一九年，內地將聯同香港、澳門，向聯合國又一次遞交如何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的報告。期盼政府與民攜手，為香港的兒童，以決心寫下令人鼓舞的一頁！
（作者為香港兒童權利委員會主席）
屯門公園共融遊樂場（康文署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