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為甚麼，自小已喜歡歷史。長大後回想，大概因為相信歷史可以幫助我更了解自己和身處世界的過去，因而更有智慧地活出自己現在的人生。

最近，一口氣讀完劉紹麟著的《解碼香港基督教與社會脈絡：香港教會與社會的宏觀互動》¹一書，思緒萬千。一方面對香港早期基督教的歷史不熟悉，讀後好像忽然覺得深入了解了許多，認識到自己現在的處境是由怎樣的過去構成。同時也感到自己雖身為牧者這麼多年，卻對香港教會的過去這樣無知，實感慚愧！至於讀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香港教會和社會的互動，我也身處其中，甚至在個別教會、機構和事件中有較深的參與，當中有許多自己熟悉的人和事，感覺到好像自己也成為歷史的一部份。

史料

要寫歷史，當然要史料。超過一百年的歷史，這麼多的人和事，資料散佈在不同的地方，究竟如何尋找？怎樣整理？這些問題都不容易回答。一般人也許以為，香港這個地方，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教會過去很少關注保留歷史資料，早期的歷史資料這樣缺乏，如何整理出香港基督教的過去呢？如果看過劉紹麟的著作，肯定不會再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香港基督教的早期歷史資料並不缺乏。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念神學的時候，曾經修讀當時神學院很少開辦的香港教會歷史科，由Rev. Carl T. Smith任教。他有本事從法庭判決、土地買賣等政府檔案中，找出香港早期教會歷史的素材。他的名著Chinese Christians: Elites, Middlemen 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²早已成為香港基督教早期歷史的經典。

另一方面，香港大部份的基督教會，早期均由西方傳教士創立。西方差會很多時都會保留大量的歷史原材料，包括傳教士的工作報告、來往書信及計劃等。只要有耐心和時間，就能發掘出不少有用的資料。雖然這些資料有其限制，有時只講述香港教會中傳教士的故事，並沒有忠實而完整地講出教會裡華人領袖的故事，不過，這些資料仍然是十分珍貴和重要的。

二十年前，我在英國倫敦花了差不多一個星期，把倫敦傳道會（現為世界傳道會）存放在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裡每年的中國報告複印回港，又購買了中華基督教會歷屆大會紀錄的微縮膠卷，希望有助中華基督教會了解我們的過去。任何對歷史有興趣的人，只要有耐心和時間，肯定都能找到不少有用的資料。不過，對於某件事件的細節和某個歷史懸案的真相所需的歷史證據，有時候就要看機遇了。劉紹麟多本香港教會歷史專著，包括這一本，都充份證明了他尋找史料的耐性和決心。

史識

有了史料，如何組織，怎樣處理，則考驗敘史者的智慧、眼界及技藝，又可稱為史識。世上並沒有客觀的歷史敘事，所有敘史者在選取歷史中甚麼人、事、物來敘說，用多少篇幅來敘說，以怎樣的框架來敘說，選了甚麼和放棄了甚麼，在在都是敘史者的判斷和識見。時間愈長，人物和事件愈多，就愈難寫。劉紹麟這本香港基督教歷史專著，橫跨百多年，涉及大量人物和事件，其開創性及勇氣值得肯定。³

正如英文書名⁴，他特別專注處理教會與社會的關係，包括香港早期基督教和政府的政教關係及傳教士的角色，堂會得以建立和發展的政治因素和社會環境，香港教會和中國的關係，教會辦學和社會服務的發展及爭議，最後是教會和政府的種種互動，以及教會參與政治活動的神學爭議等。

作者多次說明，他盡力鋪陳歷史和教會內對不同事情的各種立場及看法，而非判斷誰是誰非。若從一個較為寬廣的歷史視野看，不少今日的爭議，昔日也曾發生，今人的種種見解和立場也許前人也提出過。懂得鑑古思今，自然不會以為自己多麼了不起，在歷史之前變得更謙卑。例如教會人士對教會參與教育和社會服務工作，從起初便有這是否教會「本業」的討論，至今從未停止。基督教界選舉特首選舉委員會的選委，也一直有正反兩面的意見。

另一個作者提出來的見解，就是教會的社會參與及政治立場的爭議，最終也要回歸到神學範疇的討論，歷史本身不會提供答案。沒錯，神學問題不能歷史解決，更不能政治解決。不過，明明是先有政治立場，卻搬出神學理由作為辯解，那便是自欺欺人，甚至是意圖把上主也瞞騙了。

史德

撰寫歷史除了要有史料、史識以外，還要有史德。中國古代史書《左傳》就曾記載一個史官家族傳承的故事。史官沒有於大權在握的崔杼面前屈服，硬要如實的記載「崔杼弒其君光」，結果遇害。他兩個弟弟繼續其兄志業，又被殺。至再小的弟弟前仆後繼，崔杼終於放棄纂改歷史的圖謀。中國歷史上便有史官堅持道出歷史真相的史德傳統，正如猶太民族有先知傳統一般。先知拿單沒有因為大衛掌握生殺大權，便替他隱瞞其殺人夫奪人妻的惡行，敘史者更把歷代先知的諫言如實記錄下來，使歷史真相得以保留。

歷史上有無數的當權者喜歡控制歷史的書寫，以有利統治和避免他人對其秋後算帳。不過，這些計劃最終往往不能得逞。因為有歷史敘事者以其生命來保護真相，讓事實有親自說話的一天。忠實的記錄歷史而不向任何權力賣賬，正是歷史敘事者比不少帝王將相，更得到世人尊重的原因。按照政治需要而扭曲歷史，說「『六四』清場沒有死人」、「『佔中』運動是搞『港獨』」這些話者，終會在歷史真相面前顯盡窘態。所有致力保存歷史真相的人士，不論是歷史學家、記者或一個普通人，都繼承著中國史官忠於史實的傳統。

歷史主宰

好的歷史著作，不單發掘出被人遺忘、忽略或埋沒了的歷史，更把一件件的歷史事件和一個個的歷史人物並置和連繫起來，使讀者對歷史有更深刻的反省和體會，指出歷史的大方向，叫人走在其上感覺踏實，知道自己是歷史的繼承者和開創者，承上啟下，不自滿不自卑，好好地做一個人，好好地做一個基督徒，相信上主掌握著歷史的未來，滿懷希望過日子，不論是好日子或壞日子。

現代人深受西方啟蒙運動思想影響，寫歷史都不會把上主涉入其中，基督教史也不例外，否則會被其他歷史學者恥笑。劉紹麟的著作當然如是，這樣的做法無可厚非。不過，聖經中的歷史，不論是五經的族長史，士師記的士師史和十二支派同盟史，撒母耳記、列王記、歷代志的君王史及以色列與猶大國史，到新約使徒行傳的初期教會史，都是把上主寫進歷史的，甚至把上主視為歷史的推手。

我們基督徒讀現代的歷史著作，有時候難免感到有點「精神分裂」，一方面相信上主主宰一切，也參與歷史，但另一方面又在敘述歷史時把上主排除在外，好像除了人類和這個世界的活動以外，就沒有其他的了。上主究竟是所有人、事、物的主宰，或只是人類解釋不到的事情時用以填塞空洞的東西？這個問題，神學家潘霍華曾在監獄中問，恐怕我們至今仍逃避不了要回答。

1. 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8年7月初版。
2.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3. 劉粵聲牧師一九四一年出版的《香港基督教會史》肯定是開創性和經典的作品，但和劉紹麟書的體例完全不同，難以比較，也不能算是同類作品。
4. 大概為吸引讀者，中文書名甚長，並有副題，又增加了「解碼」、「宏觀」等字眼，很可能均非作者原意。比較而言，英文書名反而更平實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