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健民兄在中大「最後一課」中自白：「我是一個有信仰而無宗教的人」，並剖白了他從中學到大學期間的信仰歷程。
關於他在大學時代的信仰之旅，他在一九八三年於中大社會系畢業時寫了一篇文章〈我的四年〉（見下圖），從第一身角度作了回顧。文首一開始，就引用了潘霍華在《獄中書簡》的話：「我至今仍然相信，惟有完完全全生活在現實當中，人才曉得信仰上帝」。
文中呈現了他的信仰歷程：初進大學時，他跟家人說：「我要讀社會學。我要先了解社會，然後才能服務香港，貢獻祖國」。他又在大學新生註冊表上寫上：「我要研究基督教社會學，我要以哲學為起點，用理性重新建立我的信仰。」後來，由於一位同學的問題：「你覺得你在大學裡做基督徒與其他同學有甚麼分別？」，醒悟到要信仰必須「投入生活」，而不只是「點綴式」，於是便開始參與學生會。
作為基督徒，在學生會的工作，令他經驗到很大的孤單。一方面，是學生會內活躍的基督徒很少，缺乏信仰相同的戰友；另一方面，是他不能從弟兄姊妹中獲得認同及支持，更被教會視作「過份投入屬世工作」，令他感到難受。然而，參與學生會卻讓他「不再盲目地為基督教辯護」，特別是當他察見「人生許多無辜的苦難」，迫使他「重新思考信仰的真確性及對人生的意義」。他提及在廣州面對一位在街頭討飯，人生毫無盼望的小孩時，想到「抽空地傳述耶穌的死和復活並無意義，福音必須能對應他現實的處境，醫治他心靈的創傷，提供他繼續生活的目標及勇氣」。他明白到，「基督徒必須積極參與改革社會，與一切造成他苦痛的因素鬥爭，這樣他方能體會上帝的義和愛。甚麼是福音，必須從對象的處境中出發。」
這種反思，令他對教會的「內向軟弱」更感不滿，「甚至絕望」。但當他有機會在柴灣一社區教會當義工，並參與了爭取興建東區醫院運動（筆者按：他大學畢業時的功課，便是以統計數據來支持興建東區醫院），再令他「看見信仰在世界中的積極意義，並啟迪我教會應有的方向」。一位神父曾跟他說：「這裡不是適合人居住的地方，使這地方更適合人居住的是教會的責任」，「我們不是要領導，我們要以分享的心情，與街坊一起受苦，一起掙扎，一起建造」。於是，陳「再次決志跟隨基督，與群眾走在一起，以服務為生活」。大學畢業後，他更加入了有關社區的工作（筆者按：即循道衛理愛華村服務中心）。
陳健民在文末說：「作基督徒在這世上有甚麼意義」這問題，需要「窮一生之力不斷地發問，並以生命的每部份來回應。今天我也將這問題放在新同學的面前：你又怎樣？」
關於健民兄往後的信仰歷程，日後望有機會再作了解。不過，現在回看，他多年來對中國公民社會的關注與委身，對香港民主運動的付出及承擔，事實上已在他早年的反思與立志中見到端倪——「基督徒必須積極參與改革社會，與一切造成他苦痛的因素鬥爭，這樣他方能體會上帝的義和愛。甚麼是福音，必須從對象的處境中出發。」
健民兄在「最後一課」中說：「遙遙長路，有時真的覺得前路茫茫，燈有時會暗淡。暗夜裡，可以怎樣？我想只能看星。」
此時此地的香港基督徒，該如何面對「作基督徒在這世上有甚麼意義」這問題？端在於，我們所信仰的到底是甚麼？又如何實存地，在真實及苦難的處境中，以自己的生命去反省及實踐。我們所信的在當下有何意義？這確是一生的功課，特別在黑夜之中，感到迷失及灰心時，健民兄所指的「看星」，也許就是使身心安頓的價值及信仰，看著星，窺見這個世界以外的永恆，因而得著勇氣、力量，盼望黎明來到的那一天……
（後記：筆者於一九八三年九月入中大，那時健民兄剛好畢業。他文章最後問「新同學」的問題，卻沒有讓我這「新同學」注意。我在一九八四年始於大學決志，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五日才在灣仔青文購得此書。不知為何，當時並沒有細讀陳文，反倒是前陣子整理九七與香港基督教時，才赫然發現健民兄這篇文章。近日細讀他的「最後一課」，再想起此文，以此為記。）
附：陳健民：〈我的四年〉，香港大學基督徒團契「八三」迎新事務籌委會編：《舵》（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1983），頁88至90。
（轉載自作者Medi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