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位於華盛頓，樓高八層，貼地面積四十三萬平方尺，耗資五億美元建成，世界最大的私人聖經博物館（Museum of the Bible）在二○一七年十一月開幕，但是不足一年，博物館在今年十月廿二日正式宣佈，其中最珍貴的十六份「死海古卷」殘篇展品，有五份確認為偽造的。其實在博物館開幕前，學者已質疑這批古卷的真確性，他們發現在二○○二年起，古物市場上突然出現約七十件「看似死海古卷」的殘篇，初步鑑定當中九成是偽造的。而博物館這批殘篇經過三輪類似的鑑定方法，包括檢測其筆跡風格、油墨成份和油墨與書寫材料的關係等，到最近得出這個結果。

聖經博物館創辦人格林（Steve Green）是經營工藝材料連鎖店Hobby Lobby的富商，亦是虔誠的保守福音派基督徒。他的家族在二○一○年前後從古董商大量購入與聖經有關的古物。這十六份「死海古卷」殘篇就是在二○○九至二○一四年間購入，估計花費數百萬美元。格林家族在搜羅古物時亦引起不少爭議，例如在二○一○至二○一一年，美國海關扣查多批寄往Hobby Lobby連鎖店的郵包，發現這些聲稱由土耳其寄出，標示為「瓷磚樣品」的郵包，實為合共數千件古物，相信是從伊拉克偷運出境，當中包括刻有楔形文字泥板和磚、泥印壐（clay bullae）和圓筒石印章（cylinder seals）珍貴古物等。二○一八年七月格林家族與美國司法部達成協議，會把所有古物歸還伊拉克，並向司法部繳付三百萬美元訟費。

格林及其家族花費巨款搜羅大量聖經古物作為展品，根據博物館宣言，目的是要讓聖經的故事活現在大眾眼前，以致人們更確信聖經的權威性和可靠性。華人教會對類似的想法並不陌生，認為考古資料可作為聖經可信性的「外證」，例如有人認為位於死海西北部的一處龐大古城遺址，就是舊約聖經的所多瑪城，因此證明聖經資料的可信性。另外，在土耳其亞拉臘山找到的石化木結構，被視為挪亞方舟的殘骸。在不少護教資料中都可見到這類例子，目的是要說明，聖經記載的資料有事實根據。然而這類「事實」的真確性經常受到質疑，好像被指為所多瑪城的遺址，其地理位置和年代都與聖經的所多瑪城有出入。而在亞拉臘山找到的挪亞方舟殘骸，亦被指是偽造的。

出於護教的熱忱而尋找支持聖經可信性的「外證」，並不限於考古遺蹟，也包括一些非基督教經典典籍，例如第一世紀猶太歷史作家約瑟夫的著作《猶太古史》，記載了耶穌（18.63;20.200）、施洗約翰（18.116-118）、耶穌的兄弟雅各（20.200）以及其他福音書中出現過的重要人物及事蹟，又補充了新約時代的宗教及歷史背景資料。因此，不少信徒認為這可引證福音書的歷史性和可靠性。可是，信徒閱讀或引用約瑟夫的資料時，可能單純地以為約瑟夫是不偏不倚地「如實」記述歷史，又忽略了這些資料的真確性問題，尤其是關於耶穌的描述，常帶有濃厚基督教色彩，令人懷疑這部份是否由後世信徒加插或改動。

接觸古物古蹟時易忽略的兩個問題

我們渴求從古物、古蹟或古籍中，尋找信仰的確據或經驗，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呢？這種渴求或好奇，可能是許多信徒喜愛參觀古物博物館，或是追訪耶穌生平足跡和保羅宣教旅程的動力來源。試想像在博物館見到一艘在加利利海出土的古木船，時代和尺碼都與耶穌時代人們所用的相符，我們很自然會聯想到：這船會否就是福音書記載耶穌及門徒的事蹟中出現過的漁船？這種聯想已令我們心感震撼。又想像遠赴相傳是耶穌向門徒宣講的加利利海邊，或是祂施行過神蹟的城鎮時，配合閱讀福音書經文，我們會有靈性受觸動的感覺。這就是「古物」及「聖地」的魅力所在，它們具有神性力量，類似教會傳統的聖人遺物的功能，把古人與今人的世界結連起來，接觸「古物」及「聖地」帶給信徒與主相遇的主觀經驗。部份人因這份尋求信仰經驗的渴求，或是作為宣揚信仰的事工，以收藏相關古物為志業。這引申到兩個複雜的問題：涉及龐大的金錢利益，和忽視古物的真偽問題。

古董市場的運作有黑暗的一面。由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一九七○年制訂公約，要求會員國禁止此後出土的文物非法進出口。按此公約要求，格林必須把收購了的泥板及印章，歸還伊拉克政府。這類一九七○年後出土的古物非法地流入市場，過程相當曲折，大有可能是不法份子（如恐怖份子ISIS）從博物館、學術機構或私人收藏中掠奪得來，然後以高價賣給古董經銷商，以賺取軍費。換言之，新近在古董市場上出現又來歷不明的「古物」，如果不是非法偷運出境的，就根本是偽造品。兩種可能性的出現，都是由於市場的巨大需求，尤其是收藏家基於信仰緣故甘願高價收購珍貴古物。格林在短時間內尋覓大量古物作展品，當時在古董商之中是人所共知的事，正因這樣，令不法商人以及偽造者有機可乘。

大部份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因此只能收藏古物的仿製品，這是我們參觀這類展品時要留意的。一般人沒有足夠能力分辨真品、仿製品和偽造品，只能粗疏地認為展品能豐富他們對聖經背景的想像，覺得信仰知識得到鞏固，便心滿意足。博物館或教會也抱著教育大眾的目的，有時也不太著重展出古物的真確性，以及古物對重構歷史的有限性，以致誇大展品所能揭示的歷史情景，好讓參觀者更易置身其中。

同樣情況也出現在不少聖地考察團，團友要有心理準備，最後可能發現沒有足夠歷史證據支持該朝聖目的地，有發生過所宣稱的聖經故事。近年也有不少教會信徒熱衷舉辦「逾越節」、「住棚節」等猶太節期慶典，體驗在聖經中其屬靈意義。筆者也有參與過這類猶太節期慶典，但作為聖經研究工作者，想到每項安排及講述的歷史根據十分薄弱時，就會對舉辦這類活動的價值存疑。

然而，我想強調無論是參觀博物館、遊歷聖地或是體驗猶太人生活等活動，對普遍信徒確能產生教育作用，但若要由古物、古蹟和古籍等有助了解經文脈絡的重要「資料」轉化成「知識」，需要經過細密的歷史重構，這過程需要檢視歷史證據，並作出合理論證。這類歷史情景的重構，需要信徒親身去摸索和想像，情形有如閱讀歷史小說，讀者的想像和建構是最深刻和最有趣的過程，但當把小說拍成電影時，觀眾的想像空間就大大減少。所以最近英國著名古羅馬歷史學家畢爾德（Mary Beard）表示，她不會為有「故事重構」（即有穿起古裝的演員扮演歷史人物）的歷史紀錄片擔任主持，因為製作歷史紀錄片，應該把「歷史重構」的工作交給觀眾，讓觀眾自行判斷、想像節目所鋪排的資料和論據。同樣道理，教會領袖應多培養信徒對聖經背景歷史重構的想像力，讓他們再次參觀博物館、遊覽聖地或是閱讀典籍時，更懂得欣賞和鑑別這些資料的價值。

（作者為香港神學院聖經科副教授。分題及內文粗體為編者所加及標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