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家葛林 （Laurie Green）認為做神學要有一個螺旋式流程，即是持續地由反思到行動，又由行動轉到反思當中，而當中我們的經驗就是我們做神學的重要基礎。但是我們也需要小心地慎防一個裂縫危機，就是很容易地把反思及行動分隔，每每沉醉於反思當中，而忘掉轉化行動的參與，我們很多時候會察覺到傳統信仰與當下的處境有很大的對立，這是否令到我們墮入這種裂縫危機當中的原因？1 因這緣故，教會是否也處於這種危機當中，令人有一種離地的感覺，缺乏一種知行合一的信仰精神？在這裡，筆者嘗試從摩西五經中所倡議的一種社會及經濟結構，去回應當下的處境，同時也尋找一個社會的轉化出路。
摩西五經中有兩套幫助貧窮人的律法。這兩套律法都是規定怎樣去幫助貧窮人以及釋放奴隸以至土地。這兩套律法，一套是論到安息年的律法，另外一套是有關禧年的律法（也被稱為超級安息年）。這兩套律法息息相關，互相緊扣。
安息年的律法包括十誡的安息日為聖日的聖約律法（Decalogue covenant），加上人道主義的聖潔法典（holiness code）以及釋放奴隸的申命記律法 （Deuteronomice laws）2 。至於禧年的律法（Jubilee），主要記載在利未記廿五章8-55節。現在把安息年各樣法典及禧年的律法列表下來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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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年 |
經文 |
律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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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律法 |
出二十8-11，卅一12-19；申五12-15 |
守安息日為聖日，六日要勞碌，第七日是向神守的安息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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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潔法典 |
出廿三10-12；利廿五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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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律法 |
申十五1-18，卅一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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禧年 |
利廿五8-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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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可以看見，安息日，安息年和禧年是與時間的計算有關，它提到了三個週期性，即七天，七年及五十年。但是如果貧窮人在每七年才能得到幫助，那他們平日的日子怎麼過？故此在律法書中也有補底的方法就是在平日收割的日子，貧乏之人也可以拾取所遺下的，作為生活所需（利十九9-10）。
十誡中的安息日是記念上帝是世界的創造者。上帝創天造地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神賜福與安息日，定為聖日。由此可見安息日之重要與價值，此乃記念上帝創造之工。到了出埃及之後，上帝更加將安息日與土地及奴役的自由聯繫起來。安息日的遵守與猶太人在埃及為奴的經歷有關。以色列民族在埃及作為奴隸制時期，他們不允許休息。安息日提醒著他們被上帝拯救為奴之地，從奴役中解脫出來。神又賜予土地給以色列民，讓他們有自己的土地，建立一個新的經濟結構。
正是如此，通過他們自己的奴役經歷和對拯救的感恩，上帝的子民需要對自己社會中的貧困和窮人富有同情心。此外，對於土地，他們是管家的身份，因此土地也需要愛護及休息。到了禧年，整個社會的資源會再分配以阻止貧窮延續到下一代。這意味著安息年及禧年是建立一個人道主義的精神，上帝不單要人在安息日去記念上帝，祂也要求人去記念社會的弱勢社群，因為上帝顧念世上所有的生命。
縱使經過這麼多年，而且當日的經濟結構已與現在大不相同，但是五經中的安息年及禧年的律法，對於今天社會也值得我們去反思。土地是當時農業社會賴以維生的工具，所以沒有土地，人就不能維持生活，因此土地可以說是上帝賜給以色列人的生產資本，但是如果土地沒有人耕種，也是沒有用處，因此人也要付出勞力耕耘以致土地能夠有所收成。因為這緣故，土地及工人並不能過度勞役，他們也需要有安息的時候。相對於今天的經濟結構，土地並不是完全的為農業生產，但是工人的勞力仍然是生產線的重要工具，故此工作便應該有合理的工資，工作及休息時間，假期以及生活上的補助例如產假及侍產假等。
土地是神賜，它是上帝賜給以色列人的生產資本，所以地不可永賣（利廿五23-24）。但是也有一些人沒有土地作為生產資本，他們的生活沒有保障，所以上帝也要求有土地的以色列人去顧念及幫助這些貧窮的人，讓他們可以來到田土當中去拾取所需。上帝要求的是在一個經濟的結構中有一種休戚與共（solidarity） 的扶助政策。我們今天的社會的確也有很多缺乏生產資本的人，作為有工作能力的以及有十分龎大生產資源的人也應該對一些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另一方面，禧年作為一個超級安息年，到了第五十年，債務取消，賣出的土地歸回，奴隸得以自由。禧年可以說是一個資源再分配的過程，但是禧年背後最重要的精神是為貧窮人帶來盼望，讓他們的貧窮不會延續到下一代。
香港是一個十分富裕的地方，但它也是一個貧富差距十分嚴重的地方，貧窮人口超過一百萬。在回應當下的處境，出現了一種另類的創效投資模式（impact investing），當中表表者便是社會企業。社會企業正正就是回應著禧年背後的精神，把資源再分配到弱勢社群，為他們帶來盼望，因為社會企業是追求經濟及社會雙底線的回報。據了解，在社會企業的服事中，有六成是有基督教信仰的信徒，他們正是從反思到轉化最後投身於行動當中。
神學家田娜（Kathryn Tanner）提倡一種恩惠經濟（Economy of Grace）去代替競爭，當中她提倡以餽贈（gift giving）代替交易（trading）3。 例如我肚餓，要去一間餐廳吃飯，美味的食物帶來給我滿足，我懷著滿足感恩的心用金錢去作為回餽，而餐廳的主人也帶著感恩的心去接受。在這裡，金錢是作為一種餽贈媒介而不是一種消費交易。當下充滿競爭的社會，消費行動帶來一種惡性循環，消費者尋求「抵食夾大件」的產品，而生產者便各盡其力把生產成本降低，而工人應有的權利往往被壓榨。田娜的提議帶來一種顛覆性，她這種「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的餽贈模式，正正是回應安息年的公義精神，因此我們可以用我們手上的消費力量去推動一個公義的產品價格。
現今在西方社會流行的實踐神學是一種對當下處境的一個對話，反思，轉化及行動的做神學過程，當中個人的經驗是做神學的基礎。筆者甚願這種做神學的精神能夠在香港教會開花結果。
（使命商道論壇系列文章。作者為使命商道論壇召集人。）
1. 請參閱Laurie Green, Let’s Do Theology: Resources for Contextual Theology; Completely Updated and Revised, 2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Mowbray, 2010), 26–47, 106.
2. 請參閱Lidija Gunjevic, Jubilee in the Bible: Using the Theology of Jürgen Moltmann to Find a New Hermeneutic (Leiden ;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 2017), 11–20.
3. 請參閲Kathryn Tanner, Economy of Grac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5), 62–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