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主義對教會的衝擊
世俗主義是指脫離宗教的意識形態。在美國的基督徒從一九九六年佔人口的65%跌至二○一六年的43%。在英國也是以每年遞減1%的速度下跌。香港參加崇拜的人數佔人口的5%，但承認是基督徒卻不參加教會的卻有15%，即四個接受基督信仰的，只有一個參加教會，這是「愛耶穌但不愛教會」（love Jesus but not the church）。因聖經中耶穌所彰顯的愛，令人感動渴望，但由人所組成及領導的教會，不一定能夠落實所宣講的這種大愛。二○一四年教會普查顯示，以中位數計，若香港堂會一年的收入是一百元，宣教的支出是五元，而扶貧的支出則只是一毫子，相差五十倍。講公義多，行公義少。其實以收入的0.1%去扶貧，跟現上市公司花費在企業社會責任的比率差不多。
在美國於一九八四年成立的巴拿研究中心（Barna Group）是個研究信仰與文化的組織。在二○一七年的研究顯示在美國承認是基督徒卻不參加教會的約佔人口的10%，他們曾是經常去教會，但起碼過去六個月都沒有。當中89%曾作出委身基督的承諾而現在仍然認為這是重要的。他們認信獨一真神的佔93%，稍高於傳統基督徒的90%。認信神是全能全知的佔94%，高於在傳統教徒的85%。有祈禱習慣的與傳統教徒一樣是83%。但經常閱讀聖經的則只有26%，低於在傳統教徒的56%。而閱讀屬靈書刊的則更只有9%，低於傳統教徒的36%。
巴拿研究中心的跟進研究顯示另外有8%的美國人口追求靈性但並無任何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及其他）生活，他們對神的存在並不肯定，歸類於屬靈但不屬教（spiritual but not religious）。所以，潛藏機遇是如何令這18%人口回到教會。
在後世俗主義的護教學
在二○一三年，英國神學家格雷厄姆（Elaine Graham）提出現時已是後世俗主義的年代，雖然她主要是描述英國的情況，但是也值得我們參考。她的立論是基於三點觀察。首先，現時有不少新興宗教出現，而追求靈性、相信星座的也不少。其次，宗教團體有不少社區計劃及扶貧項目得到社會的認同。最後，英國的政治家如貝理雅、卡梅倫等，在他們演說時會引用聖經。所以她提出基督徒要發展新的護教學。
在早期教父年代的護教學，主要是與異教者或教內的異端者辯論，是義理之爭。但今日所需要的不是據理力爭的護教學，而是以身體力行活出的信仰；不是聽到的，而是見到的信仰。其實以為我們是因為同意教理而信主可能是誤會；感受才是主因。我們是因為感受到愛而同意教理；而被教理所說服的是不會有愛的感受。
踐信於行的服侍應該跨出基督教圈子，去與其他宗教及沒有宗教信仰的群體對話，商討共同面對的社會問題，提出教會的理念及資源可以如何回應。當中，教會應該在相互競爭的方案中完成所提出的事工，但不是為了教會而是為整個社會的福祉。這是透過同在及參與的新護教方式，藉信仰實踐去表達道德規範，強化公民社會的力量。這是從單關注人數的量性增長，擴大到同時關注質性增長。
踐信於行的實踐神學
傳統神學是信仰尋求理解，是一種憑想像力建構理論的思辯及講解的遊戲。其中多是創造新的概念（即名詞）及其解釋。概念愈精妙，解釋愈合理，便是神學家的高明。
實踐神學是信仰尋求改變，可以是個人、組織、或社會的轉變。重點是效益（impact），英文的原意是物件被撞擊後，向前移動了的距離。當中的關鍵是踐行者（practitioner）的行動。沒有效益的踐行（praxis）是枉然。富效益的踐行，代表受惠者離苦得樂、或社會轉化，共通點是他者更幸福。
實踐神學與傳統神學的另一個區別，是前者需要跨學科的知識整合。因解決現實問題的方案，需要處理不同的人和事。以教會管理為例，單單懂得釋經講道，但不曉得處理執事及同工間的人事紛爭、對八十年代起男士漸少返教會、和傘後青少年離開教會等問題束手無策。這些都是因為沒有涉獵管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等。
六十年代興起的實踐神學主要是教牧神學，包括教會管理、院牧事工、諮詢輔導、靈性栽培、基督教教育等。但現時的發展已包括格雷厄姆所說的，就是為社會謀幸福的事工。香港有幾個個案。
為社會謀幸福的個案
第一個個案是社企「要有光」，創辦人是基督徒，當初曾向教會推介其稱為「光房」的社會房屋（social housing）意念，即尋找擁有多間住宅的大業主，鼓勵他們只收取低廉租金，讓要有光將單位分租給基層；但建議不獲接納。結果他與社創投資基金合作，在二○一三年成功證明其計劃的可行性。於二○一七年在政府及一些有心人的幫助下，成功將深井的一座廢置宿舍，改為「光屋」。因他的概念證明（proof of concept），新特首上場便推行社會房屋政策。一開始便有幾百個家庭受惠。一個平民的堅持，終成為一個政策，惠及貧苦大眾，可惜教會在當中缺席。
第二個是由聖公會的聖雅各福群會、及創辦人是基督徒的惜食堂合作的Food-Co食物援助計劃。政府社創基金以三年內撥款一千萬資助該計劃，建立一個IT資訊平台，讓捐出食材的機構如超市、酒店、進口商等，很容易便能將快要過期的食材，分配給各區的慈善團體及社區廚房，而不用傾倒在堆填區。在第一年的先導期只在全港十八區中以三區作試驗，結果是令全港每日派發的飯盒由二萬五千個，增加至三萬三千個，多了八千人受惠。若以每個飯盒二十元計，三年共一億八千萬。
這個效益，不是單靠一千萬元起動資金，當中需要有捐食材的、有捐錢的、有借出貨車及倉庫的、有借出地方派飯盒的、有出謀獻策的、有做義工的。教會關懷貧窮網絡亦是協辦機構，這是好的開始。
第三個不是個案而是現象，在香港六百四十七間社企中，約有六成是由基督徒創辦或基督教機構營運。它們都在為香港社會謀幸福，以所做的實事，見證信仰。
（使命商道論壇系列文章）
作者為豐盛社企學會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