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圖兄自二○一七年九月開始，每週都會撰寫一封信給因東北發展案、公民廣場案及佔旺藐視案而被牢的青年人。如此持續的工夫，需要的不僅是恆心與毅力，更重要的，是一種對言說的堅持與熱誠。
敢問：在這個強權當道，謊言充斥的世代，言說仍有作用嗎？我想起耶穌跟門徒說的一段話：「我該用甚麼來比這世代呢？這正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向同伴呼喊：『我們為你們吹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唱哀歌，你們不捶胸。』」（太十一16-17）面對冷漠（indifferent）的世代，言說是否只是自說自話？
其實，沉重的無能感，甚至也出現在言說者身上。目睹理想及價值的崩壞，甚至連自己曾持守的信念，也有動搖的可能。正如在監獄中的施洗約翰派人來問耶穌：「將要來的那位就是你嗎？還是我們要等候另一位呢？」（太十一3）新約聖經中的施洗約翰，被視為耶穌基督開路的先鋒。「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路三4）是他一生的使命所在。被牢者約翰的問題，雖不能反映他對耶穌身份的否定，但也表現出其懷疑及不確定。在迷失的當下，很容易有所動搖，這真是我要走的路嗎？如果連自己的信念也不敢肯定是否真的能實現，那麼，又可以言說甚麼？
我相信，進圖兄寫《給下獄青年的信》，一方面是出於那份知其不可為而為知的信念，要藉著書信向這個世代言說。另方面，他的言說，並不是以高高在上的答案擁有者自居，卻是讓我們看見，一位基督徒新聞工作者，如何在遭遇兇徒施襲的人生巨變中，「迎鋒而立」，再次在信仰世界中，認定這個世代需要信念及持守價值。他的言說，既是與下獄青年的坦誠對話，也者未嘗不是進入自己心靈世界之中，與自己、這個世界及上主對話。
記得有一次跟進圖兄見面，他分享自己近日在閱讀的書籍。從《給下獄青年的信》中，可見他曾引用的作家及著作甚多，包括：潘霍華的《獄中書簡》及《團契生活》；莫特曼的《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被釘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The Spirit of Life、Ethics of Hope；德蘭修女的《來作我的光》；依路（Jacques Ellul）的Propaganda, The Presence of the Kingdom；魯益斯的A Grief Observed；Jonathan Sacks的A Letter in the Scroll；還有約翰衛斯理、古倫神父、馬丁路德金、盧雲神父（Father Henri Nouwen）與迪爾神父（Father John Dear, S. J.），及管理學大師Jim Collins等。不少聖經人物，如約拿、約瑟、約伯、大衛、所羅門、以斯帖等，也曾在信中出現。我相信，進圖兄引述這些著作或內容，是因為當他帶著自己經歷的問題與掙扎來閱讀時，得以與作者的生命相遇。他也期望下獄青年，也能透過閱讀這一扇窗，得以窺探牢室以外遼闊的天空，人在獄中，但心靈及思想卻不被牢禁。
誠如多次被國家牢禁的劉曉波，在〈在刀鋒上行走──獄中讀《布拉格精神》（1999）一文曾說： 「生活在極權制度壓抑下的反抗者，儘管他的聲音封殺，他的身體被囚禁，但他的靈魂從未空白過，他的筆從未失語過，他的生活從未失去方向。」這正這個世代需要持守，並且言說的信念。
其實，當我在讀進圖兄的書信時，也感覺到他是寫給我的。無疑，我們並非身陷囹圄，但近年社會沉鬱的氛圍，也令人有一種被囚的感覺。記得劉曉波曾說：
我不是走出了小監獄（秦城）而又進入了大監獄（專制社會），而是一直沒有走出自我設置的心靈牢房，不敢面對真實的心靈才是我的真正牢房，才是謊言的惡性循環的終極根源。擴而言之，正是我們每個人的心靈牢房構成了專制社會的大牢房。因而，衝破專制主義牢房的前提是砸碎我們自己的心獄。
是的，我們並未被囚於那狹小的牢室空間（小監獄），卻是活於強權專制的社會（大監獄），還有自己內心的「心靈牢房」。
這樣看來，《給下獄青年的信》，不僅是寫給廁身小監獄的青年人，也是寫給每一個被困在「大監獄」及「心靈牢房」中的你與我。進圖兄相信，即或如此，這個世代，仍需要言說。言說我們對理想的在乎，對真實的堅持，對記憶的守護，也是對強權的抗爭。
是為序
邢福增
安息年寫於國立政治大學
二○一八年「六四」廿九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