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殿堂級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難得在九十二歲高齡訪港，算是本地神學界盛事。不過，除非閣下是神學工作者，否則要通透一個偉大神學家的神學系統並非份內事；筆者亦然，但還是想借此良機從老先生的思想寶庫中得到啟發，以免「『莫』先生」千里迢迢只為滿足信徒的「打卡」欲或學術界的宣傳欲——一個真正的神學家，絕不會甘於此。

排民於外的香港神學

筆者先繞過莫特曼的名作《盼望神學》，把焦點放在他的《神學思想的經驗》（一九九九，中譯本由道風書社出版，二○一二，二版）一隅：第三章「解放性神學之鏡象」第四部「針對統治階級的民眾神學」。吸引筆者目光在於其中重覆提及的兩字：民眾。莫特曼以為，上世紀六、七○年代於韓國興起的民眾神學，是自馬丁路德後少數能產生社會和教會改革的釋經發現。那麼，發現「民眾」為何有如此大的力量？民眾神學指出，在馬可福音用來形容圍繞耶穌的百姓之用字，既不指向上帝的子民，也無外族的涵義。而基督在世教導、憐憫、醫治、餵飽、講道的這班民眾，南韓神學家安炳茂認為就是羅馬帝國下毫無權利的百姓，並延伸至歷世受苦和被壓迫者。莫特曼即使對民眾神學內容有所批判，但對安炳茂上述的解經仍持認同態度，所以說：

「民眾神學並不是一種本色化的神學……而是一種以韓國受苦的百姓為對象的情境化神學，因此，它對全世界被耶穌稱為有福的上帝國子民是開放的。」（頁二七九至二八○）

的確，民眾不是「耶穌事工無名的背景」，而是耶穌之所以道成肉身臨在和工作的主要對象。問題來了，香港神學的對象是誰？這不好說。坦白而言，本港的大部份神學著作、講座對象根本不是民眾。如果耶穌與民眾的對話是日常用語為主的比喻，那麼本地神學頓時就顯得曲高和寡，民眾根本聽不明白，此其一。其二，民眾既沒有宗教和種族身份，耶穌的對象就非只屬一班人。反觀，有多少本地神學信息能在公共環境被聽到？對教外人來說，大部份神學人不過是閉門造車，「他們」所講的根本與「我們」無關，即使偶爾聽到了，亦如前敘所說，太多的宗教用語也成為聽得明白的阻攔。看來，神學界宣講的，仍然只是向帝國傳講的象牙塔產物而已。

不能為人指出盼望所在的香港神學

本地神學除了有可能弄錯對象，甚至在內容上也容易出現誤差。為莫特曼奠定神學界地位的《盼望神學》（一九六四，中譯本由道風書社出版，二○一二，二版），對今日的香港神學確有啟迪。雨傘運動後，神學界似乎配合潮流，關於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書籍和活動如雨後春筍。對此，筆者早前與一班肢體討論過這個現象，得到一個頗有趣的小結：本地的社關神學不過是被社會牽著鼻子走的附屬品。也就是說，大部份的本地神學不過是「神學化的社會或政治學」，以神學術語來附和社會正在關注的議題，而非「關注政治或社會學的神學」，能為社會展現神學獨有的想像和視野。

筆者日前在所屬教會與肢體查考彼得前書，在彼得強調書信是寫給「寄居者」一點上思考對今日信徒的意義時，發現難以引起肢體共鳴，令筆者多少明白箇中因由。因為對比該書信深感被社會邊緣的受信人，香港基督教界大概在「反同」時才能有所體會自己的「獨特」，一般情況下，「我們活得不錯，周圍的朋友對我信耶穌並不反對」，論寄居、談邊緣、想盼望，只會換來一堆「黑人問號」。但是，莫特曼卻提醒信徒不要對現實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他在書的序言已大聲疾呼：

「只要信仰發展成盼望，所造成的就不是安定，而是不安；不是有耐心，而是無耐心。它並沒有撫平不平靜的心，它本身反而就是人的這顆不平靜的心。凡是盼望基督的，便不能忍受既定的現實，而是開始因著這個現實而受苦，並開始反對這個現實。與上帝和好，意味著與現實衝突，因為所應許的將來的尖刺無情地刺著每個未實現的當下的肉身。如果我們眼裡只有我們所看到的，那麼我們就會甘心情願地或勉強地忍受事物現在所是的那個樣子。我們之所以難以忍受，之所以無法與現實友好地和諧共處，這完全是堅不可摧的盼望造成的。」（頁十六）

盼望，就不能忍受現實世界的糟透。與上帝和好，就必然看見世界與祂漸行漸遠而走下坡。當然，關注政治和社會的神學人也許會追問：我們所以投身社關，不就是因為明白現實之不濟嗎？但這樣的論調，同樣充斥在後雨傘的社會。這幾年，政治體制的改革，甚至更激進的革命才是香港唯一出路之說法，並不叫人陌生，但它們都有一個前提：真正的盼望能在這個世界找到，自己香港自己「可以」救。但盼望神學可貴和獨特之處，就是對這種想法提出質疑：在基督之外，有真盼望的可能嗎？這幾年，神學界偏好與各種政治倫理和社會問題對話，但鮮少聽見在社會提出有力而理應會被邊緣的神聖信息：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正如莫特曼在第五章「出埃及的教會」第六部「基督教在社會中的呼召」中提到：

「不能只是盼望並期待復活的基督來臨中的掌權。這盼望和期待，要影響社會歷史中的生活、行動和受苦。因此，使命不僅意味著信仰的盼望和擴展，也意味著在歷史中改變生命……基督教關於行動的學說必須發展出期盼的境域，這是涉及上帝國、上帝的公義、上帝與嶄新創造的和平、上帝的自由和他對所有人的慈愛的期盼境域。只有這種深刻影響當下的期盼境域，才能引領盼望者和受差者進行反抗並在不完美的受苦，將他帶入與社會現狀的衝突當中，並讓他找到『當下的十字架』。」（頁三三七、三四一）

在後雨傘言說從上主而來的盼望，絕非守株待兔，鼓勵苦等基督回來解決現世不能根治的問題。不，莫特曼也講行動，卻一針見血道出民眾的盼望所在不可能只著眼於現實如何改革，惟有先定睛基督，改革才有方向和力量。香港神學缺乏應有的邊緣性，以及莫特曼明顯著重的終末性，就意味它必然失敗。

莫特曼以身作則是香港神學的榜樣

然而，筆者以為，最重要的還不是莫特曼的理論，而是他作為一個信徒的榜樣，因為他不單是一位能感動人心的神學家，更是一位實踐的神學家。以莫特曼在南韓的經歷為例，他的神學對民眾而言並不離地，而他本人也絕非空談民眾神學對他的啟發。上世紀七○年代，南韓社會仍受制於專制政府，一位學生被以從事北韓間諜的莫須有罪名判處死刑後，在法庭以《盼望神學》作為抗辯的依據，而莫特曼亦多次到當地法院為他申訴。雖然最終未能營救該學生，足證莫特曼的神學非紙上談兵，此種精神，令人敬重。（《神學思想的經驗》，頁二七七）

當香港逐漸步入威權時代；當社會充斥指鹿為馬的小人；當特首以上帝之名作惡，本地神學界能感動抗爭的民眾嗎？他們的理論，能為社會帶來真正的曙光嗎？甚至，他們會否公開站台，與民眾同行，實踐自己所寫所講的東西？借用明代理學家王陽明說過的話：

「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一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傳習錄‧徐愛錄》）

如果莫特曼來港不能讓本地的神學界躬身自省，那麼我們不過是消費一個神學家的名氣，除此之外，甚麼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