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認為真理可以用語言表達得像鑄造廠的工人切出來的鐵片一樣清楚明暸。」一個貧困的工人向一位愛說道理的前牧師這樣說。
被隱去的教會與宗教
二○○四年十一月，改編自同名小說《北與南》（North and South）的電視劇在英國BBC靜悄悄播出，本被業界看淡，首播後數小時BBC網頁討論區卻因為瀏覽人數過多而癱瘓。這本一八五五年出版，探討工業革命鉅變年代種種問題的經典，也因而重新被人發現。
《北與南》思索的不單是階級對立等當下的社會問題，宗教也是作品所關注的東西。作者伊利莎白（Elizabeth Gaskell）生於倫敦，夫婿為神職人員，同屬英格蘭北方的非英國國教會之統一教會（Unitarian Church）。先不贅她是一位論派信徒（不承認三位一體，但於十九世紀初受英國國會承認的Unitarianism），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教會理論上對政治與社會仍有很大的影響力，聖公會甚至單在英格蘭就新建超過一千五百所教堂以滿足工業城鎮的宗教需要，但小說卻異於時下氛圍，對宗教下筆甚少。教會在這個大時代幾近隱形，值得細味箇中涵義。
然而，作者又非完全把基督宗教拒諸門外。事實上，故事一開始就以宗教作為開始。女主角瑪嘉烈（Margaret Hale）的父親李察（Richard Hale）在一英格蘭南方小村擔任多年的聖公會牧師，後來卻因為對基督信仰起了疑心，決定辭去牧職，舉家搬到北方的工業城市過著不穩的人生下半場。小說中，李察是如此向女兒解釋：
「如果你繼續留任現職會讓上帝蒙羞、會敗壞你所屬教會的名聲、會損及你的正直、違背你的良心、破壞你的寧靜、甚至可能妨礙你的救贖……總而言之，如果你繼續從事這份工作的前提是建立在罪惡上頭，而且不能獲得上帝話語的許可，那麼你可以，是的，你必須相信上帝會將你的緘默、中止、免職與放棄，變成祂的榮耀，變成增進福音的助力。……一個渴望服待神、榮耀神的靈魂絕不會欠缺機會。……假裝為上帝做最偉大的服務，或扛起最繁重的責任，也不能使最微小的罪得到赦免。……唉，我的靈魂啊，如果你被控禮拜不夠虔敬、誓言虛偽不實，卻為了保有聖職，假裝禮拜與誓言不可或缺，你並不會得到感謝。」
顯然，他不是不信上帝，而是對國家教會徹底失望。這份決心直到最後仍無動搖。李察在小說後部份因體弱到牛津休養時，朋友建議他隨自己到牧區當助理牧師以重執穩定生計，他一口拒絕，並在翌日離世，由始至終把教會和信仰完全切割。
除了小說的開首和尾聲，信仰另一有份量的部份在小說的中段。一位因為在工廠經常工作而體弱多病的少女貝茜（Bessy）覺得人生苦短，對啟示錄關於死後世界的描述特別感興趣，被同為工人的父親批評「滿腦子美夢和衛理公會那些怪念頭，成天幻想黃金大門和珍貴寶石的城市」。除此之外，宗教在五十二章的小說中只有零星的片段，那怕是有幾個角色都因病辭世，信仰都鮮少被觸及。
教會「有等於無」代表使命不彰
英格蘭的宗教改革運動由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開始，雖然後來受信奉天主教的瑪麗一世（Mary I, 1516-1558）阻攔而一度中斷，但伊利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53-1603）繼位後，聖公會的權力就在這個島國漸趨穩固，甚至一度壟斷大學入學、選舉、政治等權利，而在一七三八年成立的衛理公會後來也發展迅速。可是，基督教去到《北與南》的時代就光輝不再。
啟蒙運動的影響固然不得不提，一八二九年在英國頒佈的《羅馬天主教徒恢復公民權條例》（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也使英國的基督教備受挑戰，小說中瑪嘉烈的哥哥改信天主教就是一個時代寫照。就連國家教會內部也有人對之不滿，重思教會的工作是否只助人皈依基督宗教，而對社會不公視若無睹。這些張力都能在《北與南》感受得到。作者借李察寧願放棄舒適的牧職生活之決心表達對國家教會的不滿，這點倒不難洞察，但以貝茜父親的口批判建立初期關注勞工階級的衛理公會，震撼可能更大，則大不列顛所有教會似乎都應付不到群眾在大時代的需要。
工業革命帶來的劇變不啻是大英帝國版圖擴大和經濟欣欣向榮，童工、環境污染、工人罷工、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也接踵而起——那是一個汰弱留強，只有贏家與輸家（winners and losers）的世界。即使生活在十九世紀的英國人難以擺脫基督宗教，不過在小說中，每日為糊口的工人和經常關心窮人的牧者都不能從中找到人生出路，只能成為病危的貝茜安慰自己之心靈藥物。基督宗教的影響力表面鮮明，但在這本大時代的小說偏偏近乎被隱形，且只要一出現又是貶義為主，多少反映觀察力強的文學家對此的無奈與控訴，諷刺其對急劇轉變的社會問題毫無作用。
《北與南》距今已超過一百五十年，作為前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教會亦曾坐享不少資源，根基理應打得穩固，為何下場與《北與南》筆下的聖公會和衛理公會一樣，在社會中無人重視其應有的屬靈功能？當然，有朋友可能會不同意，皆因坊間不乏對教會的批評。但我以為，相對於知道教會和基督教存在的香港人口，不提者應遠比鄙夷者多。主權移交之後，較為「平靜」的日子只有數年，接著理應是個大時代，但教會好像回應不了這個時代。如同工業革命下的英國之社會結構產生鉅變，九七年（或○三年）後的香港也不斷演變，自稱為「山上的城」、「燈臺上的燈」的教會，卻倒行逆施，與生命的嗟歎接不上軌。社會不談論教會，是因為她對社會已淪為「有等於無」，一旦討論則貶多褒少，是因為對她虛偽的不忿。在這個大時代，香港教會真能聽到社會的歎息與悲痛，在天堂的憧憬以外為人帶來「不像世人所賜的平安」（約十四27）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