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宗教事務局，改由統戰部領導宗教工作後，日後的宗教管理體制，會如何操作？新的政教關係，又對中國家庭教會又會帶來怎樣的挑戰？
強化基層宗教管控的三層網絡
查近年中共已一直在探索「創新宗教活動場所管理」，其中的「創新」，是「制定『街鎮協管宗教事務試點工作實施方案』」。新《宗教事務條例》頒佈，第六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宗教工作，建立健全宗教工作機制，保障工作力量和必要的工作條件。」這裡所指的「各級人民政府」，不僅是指省、市、縣，而是進一步向鎖定在基層（鄉級）。
隨著新條例實施，我們見到一個「宗教工作三級網絡和兩級責任制」已建立起來。所謂「三級網絡」，就是「（市區）、鄉鎮（街道）、村（社區）」，而兩級責任，則是指「鄉鎮和村」或「街道和居委」。在這個新的宗教工作體制中，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便扮演重要角色。各地業已實行「試點」，並總結經驗，舉行全面落實三級網絡與兩級責任的培訓，制定相關文件。質言之，中共的宗教管理新思維，是以「宗教活動場所」為主體，並將之置於相關的街道、鎮、社區、村委的管理。各級以黨委領導為主體，通過統戰部，由黨牢牢地掌握宗教工作的領導權。
這種強化基層對宗教工作的管理，或者說，將宗教管理下放到基層，並非有人樂觀地相信的「權力下放」，也不是沒有實質意義的「舊瓶新酒」；反倒是強化管控的表現，藉此糾正過去基層對宗教工作「不敢管、不願管、不會管」的問題。誠如《宗教事務條例》的「釋義」指出：「我國的信教群眾絕大部份在基層，宗教領域的問題大多表現在基層，大部份宗教事務產生在基層，但目前基層宗教工作又最為薄弱，為此，條例在本條對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協助人民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職責予以明確，以切實加強基層宗教工作力量。」
以上海的試點為例，即明確了區一級工作職責，是部署宗教重點工作，牽頭協調和處置重大事項。而在街鎮一級，成立「宗教工作領導小組」，將黨建（群）辦、網格管理分中心、城管中隊、市場監督管理所、派出所、宗教活動場所等都列為成員單位。「街鎮一級研究解決宗教工作的重大事項和問題；村居一級負責把情況發現在基層、問題解決在基層。」
因此，不論是已登記的三自教會堂點，或是未登記的家庭教會，均將納入這套黨領導的「三級網絡」之中。對三自堂點而言，過去在兩會（三自及基協）體制下，各堂點在體制上屬於市（縣）兩會，並接受相應統戰部及宗教局管理，在基層反倒有較大的空間。但現在，宗教管理將由黨領導下，下放至基層，故基層三自堂點的活動，將按《宗教事務條例》的各項細節，受到更大的規管。
對家庭教會的挑戰
對家庭教會而言，按新《宗教事務條例》，即是要考慮是否申請成為「臨時活動地點」，而有關措施，事實上正是納入「三級網絡」之中。可以預見，基層（村居）一級，由於要面對「監督考核」，故將對未登記的家庭教會施予更多的壓力，使其加入兩會或是成為臨時活動地點。難怪近日各地傳出基督教的聚會點設治理專案及調查行動，也有街道針對私聚點，針對噪音擾民、房屋結構隱患、消防結構隱患、用電安全隱患、人流安全等問題，向家庭教會及其房東施壓。
更值得注意的是，昔日家庭教會在思考政教關係問題時，「三自」一直在其中扮演主導因素（即不認同三自的歷史或〔和〕現實，故無法加入兩會）。早年部份新興城市家庭教會提出的「第三條道路」訴求，即希望向民政部獨立登記。如今，中共經過多年的討論，顯然已經找到對應之道，即是家庭教會可暫時申請為不具任何合法身份的「臨時宗教活動地點」。中共暫時容許家庭教會不加入兩會，但以「活動空間」的臨時備案為名，藉此將家庭教會納入這「三級網絡，兩級責任」的管理新體制之內。在這「三級網絡，兩級責任」體制內，其實屬於兩會組織與否，也受到相同的規管，接受黨的牢牢領導與管控。
因此，家庭教會必須認清習近平的「新時代」，預備迎接「範式轉移」，在昔日的「三自因素」以外，思考如何面對「黨全面管控」的新元素，作為未來的政教關係的定位。按習近平的新時代的宗教新規劃與新藍圖，勢將對過去的宗教格局進行全面的重構，包括針對昔日因基層宗教工作鬆懈而形成的「宗教熱點」（「快」、「多」、「熱」，甚至是形成「過熱」、「過濫」、「過亂」），以及長期未能解決的「宗教難點」（家庭教會即是非法私設聚會點，未成年人信教、大學生信教、黨員信教等），藉此建立習時代的宗教新秩序。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宗教新秩序中，意識形態因素將比鄧小平時代及鄧後（江胡時代）佔有更重要的角色。特別是，過去在政教關係中一直處於隱性位置的無神論問題，隨著習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立及宗教中國化的宏圖，將與宗教信仰形成更大的張力，甚至衝突。黨全面領導與管控的新格局，將對中國政教關係構成更嚴峻的挑戰。
說句提外話：撤去宗教局，一直是不少關心中國宗教自由者的熱切期望。不過，如今習的新佈局，卻是改由黨直接領導宗教工作，這確反映出其管理的新思維。順此思維，在習永續任期內，出現撤去愛國宗教團體的主張，由黨直接指揮教務，難道真的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