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權公民》是一套很沉重但滿有盼望的電影，沉重是看見人的黑暗，盼望是因為結局是每一個人的一小步，為國家帶來一大步。電影由最黑暗的事情講起，講述南韓如何透過一個又一個的小公民的勇氣及犧牲，在走向極權政府的壓迫下走出一條路來，電影的結束是廣場上的抗命，也代表著一個人及一個國家的覺醒。這條路走出來不易，亦不是靠任何一位英雄，而是很多小人物的一小步。與《逆權司機》相同，電影特別刻畫了一些人作了一些很微小及最終沒有人看見但十分具影響力的決定，像在《逆權司機》中最後把他們放行的警官及《逆權公民》中的醫生。他們不是在表面抗爭的人群中，但他們的決定卻是舉足輕重。面對香港這時間，看這電影令人唏噓的地方是，香港現時的發展彷彿是電影的倒敘，我們的倒敘也是從廣場或人群運動開始：把當權者喚醒了，一步一步地把我們原有的價值與基石拿走，一直走到這兩天，同時面對人大修憲及民主派的挫敗，我們過去十至二十年，彷彿就是走著電影橋段的回頭路，由人民廣場走向獨裁及愈來愈壓迫的處境。
面對選舉失利，很多人都會依靠數據來分析原因。這些都是有用的，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亦可能把視線轉移了。南韓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個國家的覺醒，最重要的不是地區工作或關注某些激進立場的票流到哪裡，而是我們是否能夠維持大多數人的公民價值與勇氣。當我們仍以為6：4是黃金比例這謊言時，當權者已默默開始拆解及拆毀這黃金比例的基礎，當我們仍懷緬五十萬人上街的人群力量時，他們已偷走了我們的凝聚力。
在《逆權公民》這電影及二○○三年或回歸前八九年的香港中，大眾傳媒，特別是紙媒，都在每次香港的群眾運動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自從免費報章的出現及電子社交媒體的興起後，傳統紙媒的影響力已大不復再，這不單是一個商業市場的轉變，而是整個香港失去了一個重要制衡政府的公權力。因為，從前報業市場可以靠銷量來維持經營的成本，但在現時的環境，他們主要是靠廣告收入來維持營運的，而商業機構是否落廣告便成了操控傳媒的關鍵。這一點，你只要買一份《蘋果日報》便可以知道，各大商業機構的廣告幾近失蹤了。沒有了主流傳媒的影響力，群眾運動及民主運動就失去了一個主要的引擎及擴音機，我們不單少了發聲的機會，更聽不見同路人的聲音。同時，主流的焦點及議題亦更容易被當權或建制所操控。
另一方面當然是群眾對民主及公義的意識，沒有集體的公民意識，南韓沒有可能走到今天。但意識不單是指是否想要民主與公義，而是他們如何理解這些摸不到、捉不緊的價值。建制派在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他們在社會上製造了很多似是而非但十分易明的口號與標籤。他們的「反拉布」是十分成功的謊言，但泛民從來都是在他們所製造的遊戲規則下玩這遊戲；他們亦嘗試統一地稱泛民作反對派，近日亦開始自稱建設派（而不用建制派）。這些都是在枱底下的戰線，但我們似乎沒有太大的意識。我們必須明白今天香港的情況，大部份人都沒有很多時間思考複雜的政治問題，家長為了供樓及照顧孩子不停的考試測驗，沒空了解政治議題（我認為樓價高及考試主導的教育是社會操控的一個重要手段）。這當然是可悲，但我們必須面對這現實，我們的戰線不單在政治議題的表述，更在爭取一般草根及夾縫中產對這些大小議題的支持。（這篇文章未有空間討論公眾教育與軟性政治宣傳帶來的影響。）
看著今天的香港，想著昨日的南韓。他們由公民覺醒驅走獨裁的統治，我們則由公民醒覺慢慢地被催眠。看著《逆權公民》，想著今天的香港，也許不是真的那麼沉，因為，我深信剛睡的人仍是容易被喚醒的。但我們必須搞清楚戰線在哪裡，選舉不是一日的工程，亦不是一個簡單的工程。選舉是最平均的財富分配，每人都有一票，博學的有一票，一般知識水平的也有一票。所以，要深耕也要廣作，要政治、道德、政策，也不要忘記簡單易明的公眾教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