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葛培理帶動了一個時代，他的離去又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那他帶來和帶走的，又是甚麼？
大型佈道會當然非葛培理所創。早期的他，承傳著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前期幾位美國佈道家的路線，乘著當時美國國內的社會政經處境而發揚光大。他開始全職以佈道為業的時候，正值大戰結束，美國人的心靈和經濟都百廢待舉，大眾傳媒高速發展，政府為重建經濟而大舉刺激消費，工業進入了空前的大量生產和商品劃一（standardisation）的時期，美國的工業和文化產物也大規模出口到世界各地。葛培理和他的團隊，就此乘時而起。
只能說，他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son of his time）。他跟團隊採納了大規模工業生產的模式，把佈道會的程序、信息、跟進方式以及各樣配套，全部劃一，確保效率和質素，又適時使用不斷發展的傳播科技（電台、電視、人造衛星），把基本上相同的信息，發送給未能親赴現場參與的人。
香港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已經有趙世光、計志文等租用大型戲院開佈道會，決志者數以千計。但是一九七五年葛培理一來，以其個人魅力和能耐，拉得不同宗派落水合作（衷誠與否是另一回事），連續一週租用有二萬八千座位（未計草地）的大球場，又接通隔鄰一萬多座位的南華會球場作轉播，招募千人詩班，用製作精美的劃一材料培訓陪談員，連續數週在電視黃金時間賣廣告宣傳，攝製現場紀錄片日後多次播放。對於當時還在山寨時期的一般香港教會，這些舉措怎不令人瞠目結舌？
就是這樣，這套講求大量、劃一、包裝、緊扣傳播科技的美式基督教佈道策略，透過葛培理出口來到香港（以及無數其他地區），從此也讓香港基督教的氣質變得比以前更加貼近美式福音派——我必須強調，是「美式福音派」，而非總體上普遍的、普世的「福音信仰」；兩者差異微妙卻顯著，非本文所能闡釋。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後（也即是七五年葛培理來港之後），世界開始出現一些微妙的變化：商品消費市場講求分眾化、個人化而抗拒劃一量產；平凡百姓生活高舉本地意識和地方文化傳統，不喜歡缺乏本地特色的外來文化，更抗拒大財團大帝國的霸權；基督教神學和信仰表述也愈來愈重視本土處境經驗，對放諸四海的單一信息感到懷疑。
如是，葛培理和他所屬於的那個時代其實早已過去了。我們可以緬懷，可以研究，可以反省，可是如果硬要仿效那個時代的做法，那恐怕是時空錯置了。
（編按：本文原載1593期《時代論壇》觀點版；主題：葛培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