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工作的一個主要障礙就是將問題過份簡化，誤解或甚至忽略問題的核心，特別是我們在作義工或捐款後，便有一個問題已被解決的錯覺。著名作家及資深扶貧工作者林頓（Robert D. Lupton）在《慈惠的毒害》（Toxic Charity）一書中指出，很多善舉不但沒有真正和長遠地幫助有需要的人，反而為他們帶來傷害，加深他們的依賴和無助感，甚至鼓勵不誠實的行為和荒廢工作。扶貧有時就像教小孩子，父母都有傾向幫子女完成他們份內的工作，因為對他們來說是比較容易和直接了當的，但卻妨礙子女的成長和品格塑造，適得其反。
要真正解決問題便要作認真的研究，以找出問題的癥結和有效的解決方法，但由於研究者往往來自不同的背景，其觀點和可運用的資源往往跟受助者有很大的差別，所以能謙卑聆聽，並深信受助者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和資源便非常重要。九十年代初「拯救兒童」（Save the Children）基金被邀請到越南解決數以萬計兒童營養不良的問題，希望在有限的資源和六個月時間內見到成效。傳統智慧會告訴我們一些真確但無用（true but useless）的因素，如惡劣的衛生環境，缺乏乾淨的用水，偏低的教育水平及缺乏有營養的食品等等。
負責這個項目的史達能（Jerry Sternin）決定以亮點（bright spot）為始，嘗試了解為甚麼在同樣的環境下，有些兒童較為健康，沒有營養不良的問題。他發現這些兒童被餵養的次數不但比較頻密，積極性也較強，而且他們的食物夾雜了蝦毛和蕃薯葉等，那是一般被認為是成人的廉價食物，但卻正正提供了他們所需要的蛋白質和養份。史達能便跟本地社群協作，設計和組織了群體學習，安排這些較健康小孩的母親教授餵養和烹調的方法，與其他母親一起準備這些實惠的健康餐，和實踐積極多餐的餵養方法。六個月後，65%的孩子在營養方面都得到改善，這些果效在史達能離開後仍然持續，並有很多部落爭相仿傚，最後在265個村落和220多萬人中落實，整個過程都沒有外援，花費亦微不足道。
這個計劃成功的原因相信包括以下四方面：一、母親們都得到很實際和清晰的指示；二、她們看到希望，認為改善的方法是可行的；三、當愈來愈多人實踐，便有社會壓力去跟著做；四、這是他們自己的方法，不是外人強加的。在資源貧乏的社群中，研究者能拋開成見，向社群學習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研究上亦愈來愈多人採用「欣賞性探究」（appreciate inquiry）。這種方法跟傳統的「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不同，其基本假設不是組織出現問題，而組織本身就是一個謎，充滿著可能性，讓我們擁抱。
所以首要探索的是欣賞和看重組織的亮點（what is），進而構想「可怎樣」（what might be），再製造「應該怎樣」（what should be）的對話，簡單來說就是發現（discover）、發夢（dream）、設計（design）及執行（deploy）。假如我們能多以「欣賞性探究」去看我們的城市、社群或「問題」，我們可能發現不少亮點和希望的展示（signs of hope），我們服侍的社群就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對象，從他們身上可發掘出意想不到的洞見和資源，令社區更新、城市轉化。
作者為伯特利神學院城市事工教授、柏祺城市轉化中心總監。
本文為關懷貧窮生命轉化系列文章，由教會關懷貧窮網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