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2014香港教會普查〉公佈後，筆者應邀於不同場合分享有關數據時，總結教會整體實況是「能量下降、活力不再」。當然，整體現象有例外情況，如個別若干堂會充滿朝氣，質與量皆有可見的成長。
就大多數宗派與堂會而言，正處於堂會生命週期「熟年」（1994年平均年數為25年，2014年為34.5年）。當堂會處身成熟期，意味著進入維持狀態，平穩停滯就是必然結果。（見上圖 ） 再加上未來五年，乃是不少「五十後」教牧與信徒的退休熱潮，穩守現狀而非銳意發展，就是預料中事。
回顧二○一七年，適逢宗教改革五百年，對全球及本地教會本應是值得振奮的慶典，但從筆者的觀察與接觸，此種積極向前的動力未見，反而呈現是「疲態畢露」的教會現象。筆者於二○一七年五月四日撰文〈逆勢下堂會牧養〉（《論壇》連結）指出 ：「我們不能堅持過往成功方法重新再造，便能走出困局。我們要智慧地選擇事工，量力而為，做少而得多；要刻意栽培接任領袖；最後，更要重建整體信任關係，方能適切地牧養會眾迎向挑戰。」 （《使命與領導》第51期 ） 教會領袖要認清現實，誠實面對，否則逃避事實只會自欺欺人。如剛過去的「香港福音盛會」（二○一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三日 ），主辦者預期有三十萬人次出席，而實況只有十萬多人次出席。明顯地，主辦者高估了堂會的動員與佈道能力，現實是返堂會年日愈久的基督徒，能帶領未信主親友赴會的比率愈低。
除了佈道的活力下降，堂會的社關參與同樣呈現「疲態畢露」。一些因應雨傘運動而成立的團體如「使命公民」、「傘城網上教會」（UCC）等已較為沉寂。本港政治低氣壓下，社會運動同樣陷於低沉。有些活躍的社運人士可能要面對連串檢控案件，有些則感到遊行集會等也不會動搖政策改變。社運陷於低潮，大多感到乏力感，對前景悲觀。
過去一年，習近平成功於「十九大」確立大權集於一身，強政下對教會有更嚴厲的監管與打壓。明年二月正式生效的新修訂《2018宗教事務條例》，將會成為內地與本港教會頭上一把刀，執政者隨時會「依法整教」。香港不用等到二○四七年，二○二七年前已不斷被整頓與內地思維與文化接軌。面對現實，教會在位領袖大多選擇明哲保身，有些更向執政者投誠示好，這些取態當然會丟人現眼。面對政治氣候的逆轉，有部份教牧與信徒自然會選擇移民，部份已回流的第一代與第一代則「第二次移民」。
研究堂會生命週期的學者指出「不肯放權」正是衰退期堂會的首要面對的挑戰。當「第二代」（指戰後嬰兒潮，出生於1946-65年）教會領袖要「樣樣關心、事事控制」，權力轉移就是堂會不斷爆發人事衝突的主因。筆者成長的年代，上一代領袖還有相當大空間容讓年輕一代發揮，到了現今，筆者觀察與感受同代領袖已「過度監管」，害怕成功建立基業毀於下一代手裡。教會領袖過度為下一代有所預備，要權力操控，自然不能與年輕一代建立信任關係。
有宗派內部調查承認「只有一代的教會」（50-64歲），正說明問題的嚴峻。堂會為何留不下「第四代」及「第五代」？解決方案不是投其所好的「電競牧養」、改善堂會設施、或善用其它適切技術等，乃是堂會能否建立兼容「代際差異」的文化？「第二代」教會領袖看「大事發展」為理所當然，「第四代」及「第五代」很可能選擇「小即是美」。不同價值選取，正反映堂會內的「代際差異」。我們不能簡化地妖魔化某個世代，或嘗試以上一代信守的非絕對價值（如言語溫和等同不講粗口），對「第四代」與「第五代」一代有些領袖的言行不一與偽善較「講粗口」更為不堪入耳 （利申：筆者不講粗口及不鼓勵信徒講粗口 ） ！
倘若堂會文化不變，筆者預見是大量年輕或成年、高學歷而富正義感的信徒，會出走堂會成為「教難民」（church refugees，指不情願地離開靈性家鄉）。這些「教難民」不是放棄信仰，乃是不滿堂會的權力遊戲，又反智又非人性化，於是暫別堂會固定「安居」（settlers），走向漂流，尋覓更真誠的群體生活。
堂會作為生命有機體，應充滿無限活力；然而當堂會淪落為官僚機構，樣樣要規範指引，於是自主與自由空間受到壓縮。大多宗派與堂會把合一理解為「一統」，於是只容許一把聲音、一個聲明與一統做法。宗派與堂會應只求教義一致，逐漸地就不同課題如政治、性倫理、牧師主持聖禮時的衣著、信徒報讀神學院等大小事務都要劃一。我們「第二代」教會領袖最大的問題是「規管過多」，原意是要保護下一代，誰知帶來是下一代失掉本身的自主性，而那些自主的年輕教牧與信徒卻不能容於現存堂會內。「第二代」教會領袖可能做成本身的困局，就是執著於過去成功，又要求下一代「照抄」這些成功技巧與經驗。
「疲態畢露」正好提醒所有不同世代的領袖與信徒，組織疲勞反映部門與分齡牧區架構欠缺彈性與協作，事工疲勞則是明知乏人參與也要「強力推動」的聚會。教會既是「疲態畢露」，正是我們深刻面對與自省的時機！
（編按：本文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