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胡清心一文，寫得很好。雖然內文批判我寫的〈低端人口與高端教會〉，但仍然建議大家一讀。我也藉著回應這文，補充與澄清我一些看法：
一、我承認，文章的起點是基於我過去一星期在北京家庭教會與神學院教學的感受，以及這幾年我在建道神學院普通話學院與內地不同牧者交談的體會。尤其是這一次公幹，我深深體會到北京中產家庭教會發展的急速。（說中國沒有「中產」，說「全中國人民都是低端」的情感話，我不跟這個進路了，我所指出的「中產基督徒」很具體，乃指中國社會上流高消費的中上層基督徒。）
我目睹中產教會與基督徒的驚人發展，也在課堂中向他們講述教會的社會性問題，我親耳聽見他們的回應。然後，我從北京回港後，聽聞「紅黃藍幼兒園」以及「低端人口事件」，憶起我在北京所接觸的基督徒。帶著感觸，就寫了該文，並將文章起名為〈低端人口與高端教會〉。它表達了我內心的矛盾。當然，這是出於我的主觀感受。基於主觀的感受，我說「中國中產城市教會零社會性」的說法，確實是有以偏概全的問題——任何一個反例都足以推翻這論述。不過，整體來說，「普遍中國教會沒有社會性」的說法仍然是真確的。
二、不過，我的撰文實在沒有譴責中國教會之意，也沒有強求過中國教會須參與社會而放棄生存。我的撰文目的只有一個：譴責與描述中共政權對教會的操控與扭曲。可惜，怪自己表達得不好，雖然文章已經多次強調教會的處境乃「迫於無奈」、「無可厚非」，但確實容易誤會我有譴責之意。畢竟，指出「窮孩子不足」，這話本來就是難聽和沒有禮貌的。不過，我要強調，我的撰文只是想指出導致窮孩子缺乏的幕後黑手，描述它如何卑鄙與奸詐地間接、直接地導致窮孩子的缺乏。
不過，我明白，指出「貧窮孩子的缺乏」，沒有體諒的語氣作補充，實在是難聽的。從情感來說，面對中共打壓的中國教會，我應該表達更多中國教會的付出、同情與欣賞——尤其要指出中國教會在僅存的狹縫下的努力。我承認，這是我文章所欠缺的，也正是我令人誤會的原因。
三、有人說我是用香港教會的套路來理解中國教會，說這是我對中國教會情況的無知。我會說，若我強求中國教會要學像香港教會般走出來關心社會，這才是真正的強人所難。我從來沒有要求過中國教會要如此行。我已經說了又說，中國教會的情況是「迫於無奈」、「無可厚非」的。我也沒有如胡清心所形容，理解中國教會為「順民」。畢竟，「順民」這二字具有「意志上認同」的意思。這不是所有中國教會的情況。當然，中國教會有數千數百種：有真心順服國家的順民教會；有不畏強權的教會；有被迫無奈選擇沉默的教會；有默默祈禱作福音事工的教會；有福音主義傳統的保守教會。甚麼也有。不過，我要說，無論是自願的、不自願的、被逼迫的、神學傳統所導致的，這些教會都間接、直接在中共的統戰手段與淫威之下——這正是我氣憤的地方。中共的打壓正要收殺一儆百之效——打壓某些社會性高的教會，迫使大部份教會沉默就範。結果是：中國教會的低社會性正是中共塑造出來的景象。
四、說「中國教會社會性低」，恐怕這也是胡清心真心同意的說法，她還列舉了幾個導致內地教會社會性普遍低落的原因：一、不關心政治議題的傳統；二、沒有整全的神學訓練；三、福音派或者基要派神學院。因此，我要說，胡清心其實是同意「內地教會社會性低」這命題。不過，我要強調，相對於中共的打壓，以上三個因素仍然是次要的。譬如說，香港教會五十年代皆擁有以上三個因素。不過，隨著教會成長的發展，香港福音派教會也正開始走出以上情況。因此，以上三個因素（傳統、神學訓練、福音派影響）都不是致命性的。惟有中共的打壓才是中國教會低社會性的原因。因此，我說「中國教會的低社會性乃基於中共政權的打壓」，這仍然是正確的論述——我相信胡清心也同意這點。這也是我撰文的主要命題。
五、有關未來的判斷。不過，我仍然堅持我對中國教會發展的擔憂—— 一個可以理解、同情、體諒、迫於無奈、無可厚非的擔憂。正如胡清心指出，一些曾經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家庭教會被打壓（正如胡清心列舉王怡牧師、貴州活石教會等情況）；另一方面，沒有社會性的教會卻不斷在這空間下增長與擴展。在此消彼長、汰弱留強的教會生態環境發展下，將來在中國黃土之上佔大多數的將會是「低社會性」的中國教會——中共消滅社會性高的教會，輔助或默許沒有社會性的教會。如此，這正是中共懷柔高壓的統戰手段。整個中國教會的生態就被不知不覺被塑造出來。
我要說，這無關個別教會的志氣與意識問題，而是整個教會生態被中共塑造下來的問題。在中共政權的壓迫下，中國教會的成長將會趨向不正常——噢，我又再一次說出「窮孩子的不足」了。不過，我仍然要指出，我從來沒有歸咎「窮孩子不足」這問題於窮孩子身上。我仍然要說，「窮孩子不足」的現象乃是中共政權的塑造。不過，我卻不會說，「窮孩子不足」是正常的事。它可以理解與體諒，但它卻不是正常的現象。
六、當然，目睹窮孩子的問題，許多人會選擇閉口不言。就算不是要指責窮孩子，也會無意中傷害了窮孩子——這是我最後的體會與反省。
（內文粗體為作者所標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