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東北發展案和公民廣場案被判入獄的青年朋友們：
這個星期又聽到關於你們的好消息，東北發展案十三名被上訴庭改判入獄的被告人有八人獲得上訴許可，向終審法院就刑期覆核裁決提出上訴，相信很快可以獲准保釋外出等候上訴，而其餘幾位未獲得上訴許可的被告人，也可以嘗試向終審法院直接尋求許可，由於各人案情大同小異，相信獲准上訴的機會頗大。
為甚麼上訴庭會同意八位被告人的申請，我相信是因為之前終審法院在雙學三子的公民廣場案中批出了上訴許可，並且解釋這決定是基於上訴庭覆核量刑裁決有四點重大爭議，包括應否以上訴法官的案情推斷取代原審法官的事實裁斷，以及量刑時應否考慮被告人犯案動機出於公民抗命等。由於終審法院作了這樣的決定，當東北發展案的被告人提出相同的上訴理據時，上訴庭便不得不跟隨終院的邏輯，批出上訴許可。
當然，獲得上訴許可並不表示上訴一定成功，但能夠把案件提請學識、經驗、地位都比上訴庭優勝的終審法院，讓五位終院法官共同審理這些關乎公民權利的重要事項，然後向公眾詳細說明裁決理據，對香港法治往後的發展是相當重要的，也可以為未來的政治集會提供指引。
這個星期想和大家談一談同袍恩怨，因為我注意到雙學三子獲保釋後，香港眾志內部似乎有一些爭端。如何處理這些「內部矛盾」，完全是組織的持份者的職責，我沒有任何意見。我只是從這件事聯想到，盧雲神父與迪爾神父之間的一段「恩怨」，覺得值得和大家分享。
約翰迪爾（John Dear）是天主教耶穌會一位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神父，一九八九年初，他的一位修道院朋友把盧雲神父寫的新書《奉耶穌的名》寄給他。當時他住在首都華盛頓，替教會服事無家者，那時天氣極冷，他穿了一件有長衣袋的藍色大外套，順手便把盧雲的小書放進衣袋裡。有一天，他去到市長辦公室外，參與抗議政府削減公共房屋經費的示威，與一群露宿者一起阻塞了市議會的大門，他正向來採訪的記者解釋訴求時，被幾名警察推進一部升降機後正式拘捕。
在拘留室裡，他無意中翻衣袋，發現盧雲那本小書，便拿起細閱，當看到盧雲說：「我深深相信，未來的基督徒領袖是被呼召成為對這世界完全無足輕重的人，僅以脆弱不堪的身軀立於世間，除此別無建樹」，「這就是耶穌向世界彰顯上帝大愛的方法」，「唯有這樣，他們才能履行神聖召命，與那些和成功光輝無緣的傷痛者緊密聯結，帶給他們耶穌的光輝。」迪爾被盧雲的話深深打動。離開拘留室後，他給盧雲寫信，二人成了莫逆之交。
迪爾從一九八五年起不斷造訪中美和南美，切身體會厄瓜多爾、尼加拉瓜、危地瑪拉等國的貧窮、戰亂和政治逼迫，參與當地的人道援助工作。返回美國後，他去加州柏克萊修讀神學，積極參與公民抗命運動，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對中南美的獨裁者提供軍事支持，後來因參與反核武示威坐牢。在這些抗爭歲月裡，盧雲一直寫信鼓勵和支持他，與他分享自己的屬靈經驗。
一九九二年底，迪爾剛結束海地之旅，親眼看到當地的赤貧苦況，並從當地神父和修女口中，聽到許多人為公義奮鬥被迫躲藏地下的故事。回到加州寓所時，迪爾收到盧雲寄來的新書：《活出有愛的生命》，這本書是盧雲應一位相交多年的記者朋友邀請，為居住在紐約這種大都市裡、每天為事業打拼勞碌、卻又渴望心靈轉化超越的人而寫的，藉著聖餐禮儀中四個動作：拿起、祝福、擘開、遞給，來闡明基督信仰的核心意義——我們是蒙上帝鍾愛的兒女。
迪爾看了這部書，雖然挑不出甚麼錯誤，但他認為這本書有極嚴重的遺漏，就是沒有提到基督信徒活於世間應奮力追求公義，為一切受壓迫的弱勢社群發聲及抗爭，不能只是活在蒙愛被愛的良好感覺裡。他馬上寫信給盧雲，提出尖銳的批評，說這書沒有正視第三世界的苦難，完全脫離現實。盧雲收到好朋友怒氣沖沖寫來的投訴信，沒有動氣反駁，只是繼續給迪爾寄禮物，包括著名畫家林布蘭的畫作〈浪子回家〉的複製海報。
好些年後（相信在盧雲逝世後），迪爾重讀《活出有愛的生命》，才看到盧雲有提到世界的不公義，以及他對信仰生活應涵蓋為公義與和平抗爭的信念，他才想起盧雲離開耶魯與哈佛，嘗試去中美洲的貧民區生活，最後應上帝呼召去了多倫多黎明之家，照顧嚴重智障院友，他對自己惱怒盧雲感到後悔。
不知道是否出於贖罪之心，迪爾花了很大力氣，把盧雲在各個不同場合談及和平抗爭的講章和禱文輯錄起來，成為一部叫《和平路上》的書，並且在書的序言中，詳細記述了與盧雲相交多年的「恩怨」。
我們離開溫暖的校園，踏足複雜的社會，很自然會與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結成朋友，一起工作或一起參與社運，在某些特定的時空裡，可能會因為意見不合，或者因為利害衝突，對同袍產生強烈的不滿，甚至要割席斷交。這些恩恩怨怨，也許是人生難以避免的風浪。惟有時間可以驗證人心，一個人的真性情如何，人生路最終怎麼走，一時三刻可能看不清楚，十年八載就一清二楚，逃不過時間的驗證。假如有一天發現自己從前看錯了，錯怪了朋友，記得向他送上一句祝福。
（原載於作者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