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由德慧文化主辦的「雨傘運動後香港教會必須急切反省思考的十堂課」早前舉行第二堂課，當晚由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劉紹麟博士主講名為「香港社會和教會三十年」的課題，向會眾講解三十年來在中港的社會互動下，香港教會和社會的變遷，以及分析將來的發展趨勢。劉紹麟指近年主流教會由社關熱轉變為注重教友的內在靈修，他建議教會反思未來應以何種形式去參與社會的政治事務，亦勸喻會眾要嘗試接納和尊重異見，不要先入為主地認為對方必然是利益收受者。
七、八十年代的教會中國福音熱
劉紹麟指早於一九四九年以前，香港教會的發展便與內地有緊密的聯繫。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在港華人能自由往來中國境內，因此兩地的人民往來和教會發展都十分密切，「當時的聖公會主教何明華會督，雖然是香港的主教，但其牧區則包括廣東、廣西、貴州和雲南，可見香港教會的發展與內地一體結連。」然而，四九年之後，香港教會普遍與內地疏遠，但仍有少數的機構抱有對中國的關懷，「當時在中國最封閉的年代，遠東廣播作為少數的媒體機構仍然堅持製作節目到內地進行廣播，此舉可謂相當勇敢。」
劉紹麟續指由七十年代初開始，香港教會則重新展開對大中華的關懷。他強調當時是以大中華思想主導的年代，「現時流行說『集體回憶』，但事實可以說是『集體選擇性回憶』，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還沒有形成強烈的本土意識，市民彷彿都忘記了七十年代的香港是提倡大中華，而並非本土。」他指當時的香港教會流傳一股中國的福音熱，向大中華宣揚福音成為當年教會的其中一道宣教主線。「《守望中華》是一本七十年代的香港基督教雜誌，以推動香港的年輕會友關注中國內地的福音事工為宗旨。在一九八一年第四十三期的其中一篇文章當中，曾刊登：『關心中國人民身體上及靈性上的需要，是華人教會的責任。』，可見當時的教會和社會風氣是相當的大中華，與現時高舉本土主義的香港社會形成很強烈的對比。」他更舉例當時遠東廣播、亞洲歸主協會和突破機構等等的團體亦有關注大中華的福音工作。
大中華與香港本土的分道揚鑣
在課堂中，劉紹麟提及雖然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社會普遍為大中華思想主導，但是社會對中國的立場和態度則分歧成兩派的聲音，至今仍爭論不休。他指從社會對八十年代初「珍珠計劃」的爭議，便能夠看出兩派聲音明顯的分歧。「『珍珠計劃』的爭議是源於當時有基督徒在沒有中國官方的許可下，自行將大量的聖經運到中國內地，事件其後引發兩大主要意見的爭論：一派的意見傾向採取同情中國政府，而另一派的意見則傾向與中國疏離。」他摘錄了一些當年刊登在基督徒刊物《橄欖》的文章，「在一九八二年第廿三卷第二期的《橄欖》當中其中一篇文章嘗試以同情的角度去看中國政府，認為珍珠計劃是漠視中國主權的行動；相反，有支持行動的意見則認為中國教會在憲法上擁有合法的地位，因此中國基督徒有自由與其他國籍的基督徒接觸，以及自由地取得自己的宗教典籍。」劉紹麟解釋兩派聲音的分歧在於以甚麼的角度去看中國政府，「馮煒文的文章〈以誠栽今明〉當中曾經提及過『要用中國的眼鏡看中國』，所以今天當我們去看社會上的矛盾時，不要主觀地認為對方必然是利益收受者。」
劉紹麟補充現時香港社會與中國政府的政治矛盾是源於雙方價值觀的不同，「基於雙方社經發展進程的差異，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對物質建設及經濟發展等方面會較為注重；然而，香港的社經發展較中國早，現時的香港社會已像西方的先進國家般會著重反思現代化的工業發展對社會所帶來的禍害，會更注重社會的民主進程、環境保育、人權等等的議題，因此會難以理解中國為何只顧賺錢。」他亦指中國政府在管治上傾向在國家安全和全球戰略等層面去思考香港的發展；相反，香港市民則較著重討論本土的文化特色及承傳等的議題，較少以國際視野去檢視香港的社會問題，因此難以理解中國的想法。「很多香港市民對香港能源和武器的來源毫不認識，可是在台灣，當地人對國防等的議題卻毫不陌生，不少人在初中的課堂或軍訓當中得知有關的資訊。」
劉紹麟指香港主流教會在過去的三十年間，由注重社會關懷逐漸變至現時較為著重會友的個人內在靈修，「七十年代的年輕基督徒談洛桑、談社會關懷，當時的教會也曾以堂會名義參與社會運動，例如反對巴士加價和爭取興建東區醫院等等。」他續指八十年代中至九十年代中是教會社關熱的高峰期，「當時部份的教會領袖如朱耀明牧師和盧龍光牧師均有參與《基本法》起草、大亞灣事件和六四等等的社會運動。」他表示以前教會關心時事的態度較為濃厚，「雖然我所屬的堂會是屬於較為傳統保守的華人教會，但是當年教會亦會在崇拜結束後，與會眾一同為中國和香港的未來和社會事務禱告。」然而，他指從九十年代開始，主流教會轉向以敬拜讚美為主，而且會較為注重教友內在的靈修。同時，教會內部亦從九十年代開始逐漸小組化，以防止中共政府打壓教會，「小組作為細胞，在危急的時候能夠分散開去。」
現時的本土身份認同並不強烈
課堂當中劉紹麟亦有提及香港在過往的三十年來，社會內部凝聚變得更加緊密，以致漸漸建立出一種香港本土的身份認同，亦隨之形成更強烈的參政訴求。雖然現時市民的政治參與不斷增加，可是，劉紹麟質疑現時個人的香港本土身份認同是否強烈到會為香港社會而鞠躬盡瘁，「今天的社會提倡本土身份認同，然而，當中有多少個個體會願意為顧全香港社會中各大群體的利益，而犧牲小我？」他指對於現時社會上的問題，個體甚少會願意為香港付出更多，更多為袖手旁觀，「作個比喻來描述現時香港的情況，如果我所任教的學校倒閉，我會覺得很可惜，但我只會願意捐贈五千港元作為援助；相反，若我的太太患病，我會願意捐贈自己的器官予她，由此我們可以反思現時個體的本土身份認同還未強烈得至會為香港社會無條件的付出。而且現時不少的市民在遇到香港社會內部的問題時，則會選擇移民，離開香港，而非留下來解決問題。」
就香港未來的政治出路而言，劉紹麟認為香港將來要考慮往後與中國政府交往的態度，「未來的香港社會要思考應以實用主義，還是以原則主義來與中國政府相處。」他解釋前者是願意在需要時與中國政府合作，「當年港英政府的對華政策便是奉行實用主義的原則，視為與中國進行的交易，為務實處理問題的方式。」然而，他指普遍的香港人則較認同原則主義，認為因應中國政府要求辦事，會失去本港自主的尊嚴，是向中國政權「下跪」的表現，而政府在決策上盲目配合中國政府要求是讓中國政府干預香港事務的行為。劉紹麟最後補充不單社會大眾要思考如何與中國政府相處，教會亦要反思與政府的相處模式，以及現今的教會應以何種形式去參與政治事務。
在問答環節中，有參加者問及在現時複雜的社會框架下，教會應採取甚麼取向，劉紹麟表示「教會有本難唸的經」，每所教會的內部運作結構都有所不同，難以一概而論。而且，現時社會的矛盾在於有兩種極端的觀點去理解中國，而長久以來，兩種兩極化的觀點都難以取得共識。劉紹麟指第一種解決方案是改變大眾過往對中國非黑即白的印象，然而他指替中國重新建立新形象，要靠神學家及知識份子等專業人士的努力，並非一般普羅大眾能夠做到。他亦建議我們能夠由自身做起，「我們可以嘗試跳出一步去看自己所反對的世界，了解與自己不同的觀點。」他更提醒會眾要接納與自己不同的觀點，「我們要學習接受社會上有兩種對中國不同的理解和取態，但最重要的是，我們要相信兩種對中國持不同的態度的人都是愛香港，為著香港的好處的。我們不要先入為主的認為奉行實用主義，或是持相反觀點的人都是收受了中共或是美帝的利益。」他勸喻會眾要理解每人的政治觀各有不同，選擇不同的政治立場只是認為某種政策或政治體制比較合適，不要對異己者作人身攻擊，批評他者是因教育程度不足等等的緣故而支持與自己相反的意見。他最後提醒與會者要學習尊重不同的觀點，「我相信在教會當中是有容納不同意見的空間，基督徒也有信仰的力量在主內合一。」
是次的課堂在九月十四日於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舉行，當天約有五十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