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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論壇訊】神學思想從來不會憑空出現，每一位神學家都處於其所在之時代，並透過與時代處境互動從而建構神學。中國近代正正是一個動盪的時代，過去的傳統被推翻，但新秩序卻尚未建立，在紛亂的時代裡，所有關心家國的人——包括神學家——均嘗試找尋出路。十月十四日，恩光書院於其院址主辦「基督教中國化：趙紫宸基督論的時代意義」講座，邀請到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主任牧師許開明主講，與參加者一同思考，作為中國近代重要的神學家，趙紫宸的基督論有甚麼時代意義。講座約有二十人參加。

受時代影響的神學家及其思想

許開明在講座開始便強調，趙紫宸的神學思想與其所處的時代息息相關，所以他在與參加者分析其基督論的時代意義之前，要先簡略提及中國近代歷史及趙紫宸的生平。許開明提到趙紫宸成長與學習階段的經歷，雖然他從小就接觸基督教，但曾經有段時間對基督教非常反感，及後在一九○七年受洗成為基督徒，這段轉折顯示教會開辦的西式學校對他的信仰生命有非常深遠的影響。一九一四年，趙紫宸到美國修讀神學，當時正值美國自由派神學興盛時期，他亦因此而受該派神學所影響，不過及後在一九三二年到牛津留學一年，但已經對其有很重大的影響，開始由自由派神學轉為傾向新正統主義。於日本發動戰爭侵略中國時，趙紫宸因而被捕入獄，這個處境對他的神學更是有更深遠的影響，更為轉向新正統主義神學思想。

許開明指出，作為接受過中國及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趙紫宸畢生都嘗試將中西文化結合，其學識亦非常廣泛，例如其神學訓練時亦接受社會學、哲學等訓練，這些背景都讓趙紫宸的神學有其獨特的風梧格。另外，在美國接受神學訓練後，趙紫宸回到中國並到東吳大學任職，面對當時中國一系列社會上發生的事件，包括五四運動、國民政府北伐以及整個社會的民族主義氛圍，都讓其認為於中國建立本色化基督教和教會相當重要。趙紫宸有相當多與基督教本色化的作品，探討基督教如何本色化，他亦出版了不少相關著作，包括《基督教哲學》、《耶穌的人生哲學》、《耶穌傳》等。自中日戰爭後，趙紫宸的神學轉向新正統主義，放棄舊有對理性和科學的了解，並因為在獄中的宗教經驗，他的神學觀念有更大的改變。許開明指，戰後中國基督教面對的困境是人力物力不足，在那時代，趙紫宸的神學思想又再次出現轉變，對上帝、基督有更多新詮釋，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趙紫宸更帶領學生到教會宣講新政府的宗教政策，這亦令他成了一個相當具爭議性的神學家。

中國處境化神學

許開明表示，趙紫宸十分強調中國化的基督教，亦身體力行，然而他口中的中國化是一九四九年前的時代背境之下的中國化。許開明在論及趙紫宸的基督教中國化論述之前提到，不同時代「中國化」的定義本來就有所不同，中國近現代歷史中的「中國化」有不同的定義，不過他強調趙紫宸的中國化定義與現今中國政府常常提到那種受民族主義影響的中國化定義並不相同。

在提及中國化的定義後，許開明再次提到趙紫宸深受近代中國歷史發展所影響，並因為清末民初的人心思變和局勢混亂，以及新思潮的衝擊下，發現到教會無法面對當時時局的轉變和困境，並作出適切的回應，因此他才會嘗試詮釋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基督教，亦重新詮釋聖經中的耶穌，致力使其融合中國文化，建立一套以耶穌人格為中心並能在中國社會中實踐的處境神學，並成為能回應中國時代需要的信仰。

許開明指出，趙紫宸在實踐和建立中國處境化的神學有數個數個理念，包括：新思想要符合當代的科學和民主精神、關切人的生命和品格、及建立能植根中國的處境化神學。由於與趙紫宸同期的知識份子不少亦著重和關切人的品格培育，甚至不少作為非基督徒的人亦會欣賞耶穌的人格。作為歷史人物，耶穌的「宗教色彩」比聖靈與上帝為低，更能被當時被西方科學思想影響的中國知識份子所接受，趙紫宸亦因此嘗試建立著重耶穌人性和人格為中心的基督論，甚至強調歷史耶穌和強調耶穌的人性多於神性，希望從而能讓更多中國人接受基督教。

趙紫宸的人格基督論及本色化理論

許開明在講及趙紫宸的基督論時提到，趙紫宸早期的人格基督論中，非常重視耶穌的人性，甚至認為其人性比神性更為重要，對他而言神性是人性的延續，人與神的距離是可以拉近的。他亦受到中國儒家思想影響，並因希望耶穌的神性能更為人所接受，強調以倫理為重的基督教，甚少提及聖經中超然神性的基督及其復活。趙紫宸認為一個人若能發揮出美善的品格，在地上建立人格天國，就能夠與神性配合，因為上帝的品格就是愛，耶穌也就是上帝愛的表達。若人能不斷發揮愛的品格，便能達到神的層次，就像中國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的地步，反之，罪就是人格沒有得到好的發揮，死亡則是人格的失落。許開明認為趙紫宸人格基督論的建構，其實是希望讓時人更容易接受基督教和讓神學更配合時代處境。另外，由於趙紫宸亦認為若能從中國人或儒家的角度去觀看及重新詮釋耶穌，將更能豐富人對耶穌基督的了解，因此他在中國文化之中找到孔子作為最重要的代表，並認為孔子最重要的教導是關於品格和倫理的教導，所以將其教導與耶穌基督融合，這亦是其發展出人格基督論的原因。

關於基督教本色化方面，許開明提到趙紫宸強調要從中國人的眼光看耶穌和基督教，趙氏提倡的本色化並非與其同代人所想的一樣，只有基督教建築物的本色化，而是思想上的本色化。另外，他亦認為西方有太多所謂「正統」的神學與教義，其實是扭曲了耶穌的形象，因而要去除基督教中扭曲的西方色彩，回歸耶穌本身的思想和看法，並再進一步思考中國人獨有的靈性和基督教要怎樣與中國人的靈性結合才能產生出合適的中國基督教。許開明指，趙紫宸認為基督教的本質就是耶穌基督，所以他的思想一方面顧及過去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聖經的記載，另一方面亦有顧及當代的社會思潮和處境，希望建立一個具中國特色基督教同時，基督教亦不會與當時的時代脫節，不過許開明認為這種做法是非常困難的。

許開明指出，趙紫宸的人格基督論其實可分為兩段時期，到抗日戰爭之後他的神學思想，包括人觀、上帝觀和基督論均有所轉變，不再以人格論為中心，並轉向「成身論」、「成子論」和「同一論」。「成身論」意謂上帝成身於基督之中，彰顯祂的救恩，同時強調耶穌的神人二性。「成子論」則是指耶穌的死是完成上帝的旨意，並且是上帝的愛完全的啟示，耶穌完全順從上帝的旨意亦成為人的榜樣，從而帶出「同一論」的想法，意謂人應該學效耶穌，這時期趙紫宸的基督論是重視天啟與道成肉身的基督論。許開明在總結趙紫宸的基督論時指出，其基督論各期的發展都與當時的時代處境相當有關，而且各階段之間都有關聯，並具有良好的處境神學架構，最後成為一套具有中國處境色彩的神學。

最後許開明提到趙紫宸的神學思想雖不可直接於當代實踐，但其建構神學的方法論仍可幫助今日人們思考如何面對現今的處境。他認為時人應該如趙紫宸一樣，不但要反省傳統與文化，亦要反省現代文化，不要只以二元思維來思考，認為過去文化是壞的，而現代思潮必然是好的，人們要思考應如何將新舊文化思潮和信仰的優點結合。雖然能否建立一套適切的神學是很困難的，但是不能避免思考，亦不要放棄改變現況的可能性。

吳梓明

吳梓明博士在回應時提到許開明在分析趙紫宸時，提到趙氏希望建立一套具中國特色的處境神學，因而提醒參加者處境化對神學的重要性，能讓人反思處境化對建構基督教神學的重要性。吳梓明認為趙紫宸不單只是尋求信仰和學術能的對話，更嘗試將信仰融入於中國文化之中，將基督徒世界觀結合中國文化與社會處境，創新文化。趙紫宸一生致力建立一套處境化、本色化和脈絡化，並以基督為中心的神學，換句話說其相當注重文化、處境和神學之間的關係。吳梓明亦同意許開明的看法，認為處境化的神學有一種不斷創新的精神，讓人對信仰有更多的認識，而在趙紫宸的神學中就很清楚可以看到這種特點。「趙紫宸不但對處境有深入的認識，亦可以結合信仰與文化，更能知道怎樣利用基督教信仰創新中國的文化。」吳梓明亦提到在趙紫宸對神學的理解之下，基督教信仰不只有可以中國化，也可以中國基督教化，用基督教信仰創新中國文化。他以〈天恩歌〉作為例子，指出趙紫宸將基督教信仰融入中國文化之中，創新了中國人對信仰和對上帝的理解，並幫助中國人了解基督教的世界觀，跳出狹隘的國家觀念並創出新的中國文化。「趙紫宸畢生都致力於基督教中國化，其實也是中國基督教化。事實上，不論是基督教中國化或是中國基督教化，這過程都不應該是單向的，而應該活現一種雙向及互動的關係，他必須清楚地認識中國文化和社會處境，才能用基督徒的世界觀去創新中國文化。」

在提問時段，有參與者問及趙紫宸在面對文化大革命前後的神學思想有甚麼轉變。許開明回應指，目前研究者關於其在文革後思想的資料非常少，因為趙紫宸本人很少提到自己在文革時的經歷，而且沒有留下相關的記錄。在目前的資料中，顯示趙紫宸在文革前的神學思想有三個重點，包括：（一）強調華人才能建立中華處境的神學，並不能假手於人、在建構處境神學的時候；（二）要留意知識和啟示、福音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和（三）神學家要關注當代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