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香港社會發生急劇而巨大的變化，令許多青年人感到灰心失望，甚至絕望，萌生移民離開香港的念頭。對於無法離開或不想離開的人，他們放眼四望，政治上看不到民主普選、高度自治的前景；經濟上看不到打破地產霸權、實現置業安居的前景；社會上看不到港人生活空間不受擠佔、社會走出分化撕裂的前景；文化上看不到港人可以集體認同、感到自豪的標記。他們看不到希望。這份無望無助，有事實基礎，有合理依據。
我今天來，是為了傳講希望，因為我真心相信，香港有希望，香港有明天。過去三年多，在我的私人生活裡，在香港的公共生活中，我都看到上帝的恩典，令我萌生盼望。從我遇襲受傷後，三年零五個月的復康旅程中，上帝有數不盡的恩典，讓我可以重新站起來，不用坐輪椅，不用拿柺杖，接近正常人那樣走路。在香港社會上，2014年的佔領運動緊張對峙了七十九天，最後和平收場，沒有嚴重傷亡；2015年政改表決時衝突一觸即發，最後一刻卻氣劇性戾氣全消；2016年宣誓釋法DQ不斷，壓得人透不過氣來，到了選委會誕生前夕，梁特首竟突然宣佈放棄連任。儘管大局沒變，灰雲依然籠罩，但我們看到灰雲邊上鑲了一道銀光。上帝的恩典，讓我們不致絕望。
「帝國」與信仰的價值的抉擇
當然，單靠偶爾呈現的灰雲上的銀邊，雖令人不致絕望，卻不足以讓人時常保持希望，我們仍要尋找盼望。昔日被擄去巴比倫的猶太人，境況比我們嚴重得多，他們被迫活在強大的巴比倫帝國的陰影下，坐在河邊哭泣，向上帝申訴，在絕望中尋求盼望。美國著名的神學家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在《走出巴比倫》（Out Of Babylon）一書說，美國在二十世紀儼如主宰全球的龐大帝國，憑藉軍事、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力量，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硬銷給全世界，藉著操控國際能源、國際貿易、國際金融，把貧窮國家的天然資源和人民血汗勞動，轉化為美國國民超乎現實的物質享受，美國教會作為忠於上帝的群體，需要在帝國的價值與信仰的價值中作抉擇，需要在融入巴比倫與走出巴比倫之間作抉擇。
美國人民沒有經歷被擄，一直活在自己的國家，為何猶太人在巴比倫的經驗會適用呢？布魯格曼認為，巴比倫帝國象徵的是強大的中央統治權力，強行把統治者的價值和信念，加諸其勢力範圍內所有的人，被擄的猶太人則象徵弱小的、有自身傳統的本土族群，要在融入帝國文化或持守自身傳統中掙扎。從這象徵意義來看，昔日巴比倫與猶太遺民的關係，可以用來分析今天美國與美國信徒群體的關係，也適用於其他主權國家及其轄下的族群。
在香港，我們生活在兩個布魯格曼筆下的「帝國」的夾縫中，一個是強大的美利堅合眾國，另一個是迅猛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我們繼承了美國的自由市場凌駕一切的價值觀，並且發揮得淋漓盡致，將住宅樓價一舉推到三萬元一呎之上，超英趕美。近年我們不斷吸收中國的價值觀和潛規則，就是經濟發展凌駕政治參與和社會公平，為了區際鐵路的效率，可以割讓特區的土地和司法管轄權。在「帝國」的價值與信仰的價值之間，我們同樣面對抉擇。
現實、哀慟、盼望的先知想像
布魯格曼是舊約學者，尤其精於先知文學，他在1978年發表《先知的想像》（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奠定了他在神學界的地位，亦確立了他敢為時代先知，勇於批判強權的風格。他在2014年發表《現實、哀慟、盼望：先知的三大急務》（Reality, Grief, Hope: Three Urgent Prophetic Tasks），總結了他對先知書的心得，把先知書的信息對應美國在「九一一」後強國無敵神話破滅的現實處境，用淺白的語言向美國的信徒傳講現實、哀慟、盼望。
先說現實。耶利米先知向著醉生夢死、迷信繁榮安定永恆不變的耶路撒冷權貴，講不中聽卻合乎現實的上帝啟示：壓迫和剝削若不停止，大難即將臨頭，上帝不會顧念大衛後代的君王、所羅門的聖殿、神聖選民的首都。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經歷了第一次的戰敗被擄後，耶路撒冷的權貴依然執迷不悟，繼續玩弄權謀計策，嘗試在埃及和巴比倫兩大勢力之間跳草裙舞，結果招致城破殿毀，西底家王被挖去雙眼用鐵鍊鎖拿到巴比倫。原來，認清現實是相當困難的。
2014年是香港的覺醒之年，需要覺醒的都覺醒了，除了裝睡的無法喚醒、半睡半醒的也覺醒了。我們終於看清，原來民主普選的承諾是有篩選的，原來李波離奇失蹤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內地助查；原來政府辣招壓抑樓市會令樓價愈升愈有；原來年輕人滿十八歲首要任務是申請公屋；原來中國好香港好，是指廣東道名店和私家醫院的生意；原來香港文化產業的出路就是北上搞合拍片，用過氣名聲去內地夜場巡唱，或者等紅色資本收購；原來高鐵一地兩檢係要香港劃出土地，割讓司法管轄權。覺醒的港人，不再幻想一國兩制諸般承諾自動兌現，不再迷信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萬能，不再錯信瘋狂消費沉迷上網可以填補心靈。認清現實，才有可能改變。因為覺醒，香港重燃希望。
接著說哀慟。「我們曾在巴比倫的河邊坐下，一追想錫安就哭了。我們把琴掛在那裡的柳樹上。因為在那裡，擄掠我們的要我們唱歌，搶奪我們的要我們作樂，說：「給我們唱一首錫安歌吧！」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詩一三七1-5）被擄巴比倫的經歷，令猶太人失去土地家園，失去政治空間，失去經濟自主，失去敬拜上帝的聖殿，失去美好記憶，失去身分認同，失去歷史的根。這一切的失去，造成了難以平復的椎心之痛，促使猶太人憤怒地、傷心地質問上帝：「上帝啊，你為何永遠丟棄我們呢？」「這災禍要到幾時呢？」（詩七十四1,9）。
在先知書裡，哀慟極為重要，要重拾希望，不能繞過哀慟，這哀慟不是指「化悲憤為力量」，「臥薪嘗膽，報仇復國」，不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而是指為得罪上帝遭審判懲罰而懊悔，或者像約伯無辜遭上帝掩臉不顧而哀鳴，這哀慟是有對象的，那對象就是永生上帝，這是基督徒的哀慟與常人的哀慟最大的區別，哀慟將我們帶到上帝面前。在苦難的深淵裡，在哀慟的心靈深處，以色利人與永生上帝再次相遇，重新聽見上帝安慰的說話，再次得聞歸回與復興的應許。
哀慟中重尋安身立命的依靠
過去三年，香港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傷痛，在苦楚的記憶中我們學會哀慟。三年來政經大事不斷發生，我們知道香港的政治空間正在收緊，新聞自由正在消失，經濟自主已經一去不返，司法獨立受到衝擊，法律管轄權被動搖，電視電影被境外市場支配，廣東話變成弱勢語言，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精神無影無蹤。過去我們珍惜的美好事物都開始變質，還要目睹諾貝爾和平獎唯一中國人得主死無葬身之地。這一切令人從心底發出悲哀、傷痛、憤怒、無奈、不屈、不平。在哀慟中，我們重新抓緊對美好事物的記憶，把這記憶化成對生命的執著，我們或者無法改變外在環境，但我們可以不認同，不接受，不認命。
在哀慟中，我們擺脫虛妄、否認，我們不再推卸、逃避，我們面對現實，重新尋找安身立命的依靠。上帝的聖言、先知的說話，開始對我們發生作用。「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四十1,2,31）「在那裡必有一條大道，稱為『聖路』……耶和華救贖的民必歸回。」（賽卅五8,10）「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做他們的神，他們要做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卅一33-34）。
先知的宣講帶來想像──對未來的想像，想像催生盼望。我們坐困愁城，想像卻像一雙翅膀，讓我們突破牢籠。聽到先知信息的人，許多不為所動。有一些是因為先知的宣講與自身的既得利益牴觸，刻意聽而不聞，像耶路撒冷的權貴，更多是因為灰心認命，像巴比倫的遺民，覺得耶和華已經放棄他們，或者耶和華的膀臂縮短了。先知為了喚醒他們，不要只低頭看著眼前的困局，便叫他們往後看，回想上帝在昔日的恩典與大能的作為，看見歷史的軌跡；也叫他們往上看，仰望上帝創造的宇宙，看見超越的境界，祂領出天上繁星，並一一稱其名；又叫他們向前看，憑上帝應許看見彌賽亞的降臨，看見終末的新天新地。能夠向後看、向上看、向前看的人，就看到想像和盼望。
舉例來說，我們聽見上帝藉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打造公義仁愛的社會，以致「那多收的也沒有餘，少收的也沒有缺」（出十六18）使徒保羅據此吩咐哥林多教會，接濟耶路撒冷的貧困信徒。（林後八15）這種互通有無彼此接濟的做法，就是近年備受關注的「共享經濟」的根源，「共享」是聖經信仰賦予我們抗衡霸權的工具，也是每次我們守聖餐時的提醒，我們不分貧富、階級、種族、政見，共享耶穌基督的身體。政治權力的角逐和經濟利益的爭奪，都是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但上帝眼中美好的事物，像快樂、關懷、知識、才華，都是愈分享愈增加，只會變多不會變少的，所以有巨大的能量。
抗衡霸權的「共享」想像
讓我們來想像一下。如果社會上有七千個良心業主，未曾向賺到盡的巴力屈膝，願意把自己的收租單位用合法而安全的方式間隔，成為幾個年輕人可以合租的單位，然後以稍低於市值租金，通過志願機構介入，租給有需要的青年人，而入住的青年人除了承諾做負責任的租客，好好愛護單位，還承諾每週拿出時間，到志願機構安排的地方探訪和服務社區內的弱勢社群。這樣，我們就可以有以萬計的青年「光房」，並且有以萬計的青年義工，通過空間與時間的共享，在地產霸權造成超高樓價租金的沙漠中，打造共享經濟的綠洲。
再想像一下。如果每個社區內都有幾家學校和教會，願意體恤年輕人缺乏工作和休憩的空間，不想只是在商場和球場和「老麥」打滾，學校把閒置的地方在夜晚和週末開放，教會就在週日的日間開放，通過志願機構的介入，讓青年人可以來創業，來進修，來組織興趣班，搞小型音樂會或排練戲劇，和朋友開大食會或生日會，這樣，香港最稀缺的優質公共空間就可以大幅增加。
再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千至二千個年輕人，願意每人出資100元，支持他們喜歡的、有才華的本地歌手，就有十萬至二十萬元，足夠生產一隻優質的發燒碟，推動本土音樂創作。同樣，如果有一萬至二萬個影迷，願意每人出資100元，支持他們喜歡的、有才華的本土導演，就有100萬至200萬元，足夠生產好像《香港製造》、《十年》那樣的優質本土電影。這樣，藉著資源共享，香港就有機會出現植根本土、可持續發展的文化藝術。
再想像一下。如果每年文憑試畢業的、年滿18歲的大約6萬個青年人，願意公民權利齊共享，集體登記做選民，不論是區議會選舉、立法會分區直選、立法會專業功能界別選舉、特首選委會選舉，統統積極參與，將年青一代的心聲和訴求凝聚起來，加上每年有逾4萬年老市民離世，此消彼長下，不到10年青年選民就成為香港選民的主體，區議會可能變天，立法會可能建制泛民各佔一半，特首選委會非建制委員可能增加至超過500，令欽點操控無法順利進行。這樣，行政機關可能被迫與民意代表共享政治權力，推動政制改革向前行。
最後，我和大家再分享一段聖經。在猶太精英被擄到巴比倫的時候，上帝委託先知耶利米寫信給在巴比倫的以色列民，叮囑他們說：「你們要蓋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種田園吃其中所產的。娶妻生兒女，為你們的兒子娶妻，使你們的女兒嫁人，生兒養女，在那裡生養眾多，不致減少。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
當其時，被擄的猶太人不明白這段話的深意，以為只是叫他們逆來順受、委曲求全，但2500年後，當年巴勒斯坦地和米索不達米亞平原上的強盛民族，像非利士人、以東人、米甸人、巴比倫人，都已經消失於世，但微弱的猶太人卻延續至今，經歷無數次迫害殺戮，仍能保存自己的身份、自己的歷史記憶、自己的宗教信仰、自己的風俗文化。英國首席猶太拉比Jonathan Sacks解釋說，那是因為猶太人在巴比倫的經歷，他們被迫以會堂的聖經宣講代替聖殿的獻祭禮儀，以家庭教育和社區福利互助來代替政府辦的學校與慈惠，他們無意中找到了更堅強的族群凝固劑，打造出屹立不倒的、建基上帝聖言的信仰族群。
筆按：此文據2017年7月30日於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團契聚會講稿與答問內容修訂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