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知道劉曉波的名字，是因為他參與八九民運，並曾發起絕食聲援學生，是天安門四君子之一。九十年代因要求平反六四而數度被囚，二○○九年他因被控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而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二○一○年十月他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十二月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的頒獎典禮上，委員會在台上放置的空凳子，其震撼力衝擊著當年在德國的我。和平獎授予劉曉波是為了表揚他為改善中國基本人權進行非暴力抗爭的長期努力與犧牲，劉曉波表達其獲獎感受時卻說：「這個獎是給天安門亡靈的。」這種胸懷令我欣賞。¹

 

許多昔日關心中國人權運動的人因時間累積所產生的新感悟，往往使曾有的特殊激情漸漸淡化，只有再度因某些情境挑起當年的記憶時，深藏的往日的情懷才會在現實的日子浮現。若然沒有引人注目的事件再發，這群人的存在則很容易就被遺忘了。近年來在香港低迷的政治氣氛中，政治舞台的議題與民間疾苦彷若兩個世界，聊無新意政治論述令人厭煩，許多喧囂吵雜的爭論令人暈頭轉向，藉政治契機作秀的嘴臉令人無奈，漸漸地許多真情轉為冷漠，曾熱情關心和參與政治的群眾不再有一種興奮，反而有種疲倦感，加上中港差距與張力的加劇，本土意識的擴大，影響著對中國民運人士的關注下降。

 

雖然劉曉波病重的消息沒有如想像地在許多香港市民與國際社會間引來迴響，他一生以和平及非暴力方式爭取人權，並因為堅持信念而不計個人得失地被囚致死，啟發人產生新的勇氣與在困境中的執著。許多的悼念者雖然為他傷感，他受苦的歷程與面對死亡的精神卻在人心創造出一種感召力，他的生命雖是消失卻更深地在世界延續。²

 

劉曉波之死撩起我心中的某種深處悸動。他沒有刻意為自己創造神話，甚至他對自己的兩次婚姻與曾有的追求，表達著一種悔悟與反思，但是他有種氣節代表著當代知識份子的一種典範，他雖然在四份之一世紀不屈就強權地為民眾爭取自由與人權，卻不高調推崇自己的努力，也不為自己的成果歌功頌德。在沉默的坐牢歲月中，他也沒有大力描寫自我的悲情。當青春、才華與力氣、聲音都消失時，許多具有權力者與各國領袖卻為他言說，另一種的影響力正以不同的方式展開。我在他身上看到的不是偉大的完美聖人，而是在許多限制中另一種人性的美善與深沉的力量。

 

劉曉波也代表著一種縮影，是在中國歷史上某種族類的寫照，在過去不同的年代，這族類生於亂世卻自覺有種責任，面對邪惡與苦難，寧可無私地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失去一種憂國憂民的赤誠與對他人的道義，明知道今生是看不到自己的努力成果，甚至注定以失敗收場，卻堅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通常這族類的下場都偏向悲慘淒涼，甚至被自己當代的人遺忘，但高貴的情操卻往往在後人的唏噓聲中贏得頌揚。劉曉波置身於自己鄉土的苦難卻不離場，沒打算揚名國際作風雲人物，他只是用獨特的方式讓時代的悲劇在自己人生上演，打開一扇窗叫人見到大時代中光明與黑暗交織的真相。然而如此的結局仍叫我心酸，在近日許多對他的悼念文中，我心中產生的悸動感竟是荒唐：世界國寶級人物卻被當渣滓。

 

也是這種對荒唐的悸動，引發我深思保羅的話：「我想神把我們使徒明明列在末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為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被人咒罵，我們就祝福；被人逼迫，我們就忍受；被人毀謗，我們就善勸。直到如今，人還把我們看作世界上的污穢，萬物中的渣滓。」（林前四9-13）許多人不能接受，基督的邀請原來是要我們上演做渣滓的人生，劉曉波雖自稱不是基督徒，卻讓我看到甚麼是以高層次的情操將荒唐的劇本在大時代中做動人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