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教育發展過程中宗教是一份無形的動力或阻力。當初沒有任何當事人，無論是宗教界╱教育界╱官方，刻意理會「宗教自由」這回事。現今想起來，才浮現出來，加以提煉，有其值得考察的意義。
一、殖民地前期的香港教育
我的公公曾告訴我，早年華人社會民間，只有中國傳統的私塾，由一位老師教兒童寫幾個字，念三字經之類的書本，學打算盤就是了。
後來海外傳教士來港，一心傳教，而眼見周圍是兒童，何不教導他們一些東西？甚麼東西？聖經的故事、淺白的英文、算術等入門的科目。教書的是英國人或美國人，講的是英語，教育方式是西方的，如此一來，西方教育便在香港開展了，乃是由外國傳教士發起的。
一個顯著的個案是倫敦差會派來的傳教士James Legge（理雅各），他原本在馬六甲已設立了一所英華學校（為當地華僑子弟著想），後轉移陣地來香港之後，開始一個複製版，成為香港的英華學校。有人批評英華這個模式完全是西化教育，殊不知理雅各是漢學家（後來翻譯四書為英文，成為經典英譯本）。他在香港的傳教工作其實表現他有意將中國優良傳統注入教會牧養以及教育。英華學校，初時是男校，後來亦有女校。英華男校及英華女校，這兩間英華學校的質素就有英（西）與華（華人）文化的良好結合，以至於今。從英華男校及女校的教職員和畢業生交談中，他們無不讚賞兩英華學校的建樹，除了教育水平高之外，校風亦樸實無華。
接上倫敦差會的差傳工作，中華基督教香港區會以辦學為傳教重要事業之一環節。中華基督教會是國內基督教首間跨宗派的自立教會，所以香港教區在行政上是有自主權的。在香港建立的真光女校，比英華女校更有濃厚的中國文化氣息。
浸信會亦在香港設立培正學校（小、中學）、培道女校，均以中文為第一教學言語。順便一提，培正、培道學校初設立於廣州。沿自廣州的嶺南、培英亦如是在香港設分校。
美國聖公會亦一早擔負起教育的使命。最初有Diocesan Boys' School（「教區男校」）致力培育英才，中文校名為「拔萃書院」（「出類拔萃」之意），最初有男拔萃，繼有女拔萃，正符合校名之意，孕育了多代出類拔萃的男女畢業生。聖公會另一教育傑出成果是聖保羅書院系列，先有聖保羅男校，後有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幼稚園，都成為香港的「名校」，校友輩出，為社會作傑出貢獻。
天主教方面，於香港辦學的開始，可追溯在澳門先於在香港傳教的耶穌會，向來便重視教育工作。由於澳門是葡萄牙的殖民地，便有耶穌會的足跡。耶穌會在香港積極發展教育事業：華仁書院是有歷史性的實例。其他修會亦接踵而來建立學校，如喇沙書院、聖約瑟書院等。
這樣舉出教會學校及其成就，並非盲目歌功頌德，而是導出一個信息：基督教與天主教從在香港開墾傳教工作始，為香港教育打好基礎，功不可沒。
這與宗教自由何關？縱使「宗教自由」尚未成為固定的理念，香港從事辦學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團體表現自主權，不受官府牽制，有時則得到殖民地政府支援。真可謂「宗教自由」已萌芽了，因為宗教團體有辦學自主權。又與自由有間接關連的是教會辦學為男女平等受教育的機會開先河。自由與平等是相關的。
香港政府早於一八六○年代已設官立學校，第一所是後來改名為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的前身中央書院。其次是英皇書院（King's College）。亦有一間官立女校庇理羅士（Belilios Public School）。
這些官立學校，都成為西方教育高水準的學校，以英語為主，此外用中文（稱為「鄉言」；Vernacular）教些古文初階課程。
總結英殖民地前期的香港教育，首先由海外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傳教士帶起，無可避免採用西方教育方式，注重英文和其他西方學科（如自然科學、地理、數學等。）基督教信仰少不免滲入學校的氣氛及理念之中。傳教和教育之間產生的問題，應當討論。不過在當時的處境下，那不是迫切的問題。直至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的前夕，香港只有香港大學一所有規模的大學，為亞洲重要大學之一。
二、中國內戰之後的教育發展
中日戰爭於一九四九年結束，曾經走難到國內（尤其是廣東）的香港人陸續返港，兩、三年之內，人口由六十萬增至一百萬多。那是百廢待興的日子。與此同時，中國內戰（國民黨政府與共產黨勢力相對峙）愈來愈激烈，國內各地混亂，激發大量中國人逃往香港。
香港人口急升，房屋及謀生問題隨之產生。在九龍區山邊，如獅子山腳下，搭滿木屋，成為臨時棲身之所，一家大小要找臨時工作或經營小買賣，謀求生存。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宣佈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本來人人以為新中國前途光明。然而世事並非如此簡單，以後數年全國經歷反反覆覆有起有落的震盪，國內同胞紛紛逃跑，一部份隨流亡國民黨政府遷移至台灣，更多人逃往香港。結果香港人口加劇增長，隨之而來增加了民生問題。木屋區伸延至更廣闊的山邊或市區邊緣地帶。
一九五三年山邊木屋區發生大火，燒毀了無數木屋，數萬人無家可歸。前篇已經敘述聖公會何明華會督說服政府建立臨時徙置區緊急應付住屋問題，以及其他基督教團體加入設立濟貧社會服務工作，包括為徙置區公屋及設立空地兒童嬉戲場所和天台幼稚園。
小學亦由此興起，催化了教會小學教育的發展。好幾個宗派因此加速設立小學，中學。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聖公會、循道衛理會，以及其他宗派，紛紛加入。天主教亦然，發展之速之廣，尤為顯著。
然而海外差會或修會的資源逐漸縮減，而本地財力有限，政府於是進入補助。此時香港經濟蓬勃起來，既然有政府以外的組織（教會及其他社團）已經負起辦學的部份責任，其實公家（政府）亦認同加強教育發展，與私立（如宗教及其他社團）成為夥伴何樂而不為呢？這就是資助學校制度的開端吧。
據我所知，資助制度隨著時代轉化，不斷演變。香港的教育局亦繼續演進。我記得有一公式，為了建立新學校，發起團體（非牟利）先付建築費用的百份之二十，其餘由政府庫房包辦。其他特殊的服務則由主辦團體另想辦法資助。既然政府資助，教師薪金制度應當統一化。行政人員的薪俸卻是有等級的，視乎學校凡教育水平，這裡自然產生權力分配的問題（政府與學校之間，以及學校以內），亦有評估的問題（同樣是政校之間及學校內部）。壓力與自主，公平與差異，如何平衡，始終不是單純的政策問題，無可避免產生異議。統一及津貼教職員的薪俸是重要的項目。私立幼稚園亦在政府資助範圍內。
香港的大專院校已增至八所。具基督教背景的有：崇基學院（歸納香港中文大學的架構），浸會大學、嶺南大學（沿自廣州嶺南大學，為國內十三間基督教大學之一），所有香港大學均在大學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監察下獲政府資助開支。教育學院現已升級為大學。另外，有一佛教能仁專上學院，是私立的院校。
三、含蘊著的宗教自由論點
政府資助宗教團體及其他非牟利社團辦學的方式刺激了建設大量的學校（中、小學）供應香港社會需求。應當說明，那些學校都是非牟利的，而學費是劃一的。不錯，天主教與基督教在此期間辦學的魄力是非凡的。我沒有作詳細的統計。我只從天主教的手冊中的目錄查看，香港天主教區層下的中、小、專業、特殊教育學校，不下三、四百間。在香港基督教手冊，單是中華基督教名下的，六、七十間，聖公會名下的中、小學與幼稚園亦為數可觀。
不可不加多一句，宗教團體亦有創立特殊學校，如失明、聾啞、殘疾等學校，初由修會支持，後來漸由政府津貼。現時政府亦有建立同類的特殊學校。
今時今日基督教及天主教之外，其他宗教，如孔教、道教、佛教，伊斯蘭教，均有開設學校。有人會質疑，數量會較少以及歷史較短的宗教學校在獲得政府資助方面，是否與數量較多及歷史悠久的宗教一視同仁？再說，這不是單純的施政問題，亦牽涉價值取向（如評估教育質素等）的問題。不過我希望，從宗教的角度看，沒有宗教歧視的成份。換言之，在教育政策上，香港政府沒有影響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問題出現於另一層面，即是，在宗教多元的社會，同樣接受公家政府資助由宗教團體主辦的學校，如何既忠於其本宗教的信仰又不排斥其他宗教？這既是宗教教育的課題，亦是民政的議題，不能在此一一解答。僅望香港宗教界及公共領域有足夠賢達人士去處理。
另一問題，與宗教自由有關的，是在宗教團體主辦的學校的宗教科目，可限止於該宗教團體自身的宗教信仰嗎？抑或應包括其他宗教？尤其是宗教團體主辦的學校是接受政府資助的。既然政府對宗教是中立的，不應偏袒任何宗教。或反面來說，偏袒任何一個宗教，在宗教多元的社會中，就是壓制其他宗教了。據我所知，有宗教團體舉辦的學校，除了開課教其本宗教的科目外，亦開設教其他宗教的課程或最少從諸宗教的道德論理開始。可是不多宗教團體主辦的學校有此精神及足夠師資。
先前曾提及傳教與教導的關係，我說當初那不是迫切的教育學論點，可是到了當代，世俗化（secularism）愈來愈明顯，不只是從教育學的觀點看，從教育局政策方面，並且從社會、學生對宗教性質科目的反應的種種角度看，都是必須正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