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抵抗邪惡的最後良心1
六四不僅是中國人的傷痛，也更是香港人的傷痛。廿八年前，不論是被青年學生的愛國情懷所感動，或是出於港人對九七命運的自保心理，香港人全情捲入了在北京這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裡。這個在一八四一年起被大英帝國佔領，成為英國殖民地的土地，並將要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國」的懷抱，在一九八九年卻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及激情，與「中國」緊緊地連在一起。北京與香港，超越了地理及心理的隔閡，成為憂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正因為投入之深，六四屠城一夜，當權者以坦克及機槍無情鎮壓學生及市民，也使香港人渡過了人性最黑暗的一夜。六四後，香港人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創傷，成為了香港「痛史」（History of pain） 2 的重要一頁。當年六四的歷史傷痛，激發了另一輪的移民潮，但弔詭的是，又反過了重塑了香港人的民族認同。香港與中國的命運，因著六四的傷痕緊緊地連在一起。
在北京當權者以強權勝利者的姿態宣告平定「動亂」，甚至否認六四屠城，千方百計抹黑學運，或是以穩定壓倒一切，企圖以GDP的偽裝盛世（「向錢看」）來攏絡人心的時候，八九後香港人仍然在每年的六四晚上，在維園點起燭光。這是在良知及道義上選擇站在難屬一邊的燭光，也是堅決向北京當權者說不的燭光。同時，九七後，只懂看風駛艃，順應北京的香港建制派，又企圖以不同方式淡化六四，宣揚遺忘，要香港人放下包袱，「向前（錢）看」，香港人仍然在每年六四晚上，在維園點起燭光。這是拒絕遺忘、守護記憶的燭光，也是薪火相傳，延續使命的燭光。每一把燭光，看似微弱，卻宣告黑暗並不是最後的權勢，燃點了思念與意志，也燃點了力量與盼望。
廿八年過去了，那是漫長的黑夜，冷冷的孤寂，強權仍然當道；但我們要記住，當權者是懼怕燭光的，千方百計要使其熄滅（特首董建華三次跟司徒華表示，不要再舉行紀念六四的活動；六四紀念館受到各種勢力的打壓）。因此，不要忘記約翰福音的一句話，「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沒有勝過光」（ 一5）
是的，燭光很微弱，可以被狂風吹熄……
廿八年過去了，「天安門母親」的人數每年遞減……
廿八年過去了，企圖改寫及扭曲歷史的建制派每年增加……
廿八年過去了，為當權者背書、塗脂抹粉的政客的咀臉仍然猙獰……
廿八年過去了，甚至出現了宣稱悼念六四需要「終結」的聲音……
廿八年過去了，強權以不同的形式繼續暴政，打壓脆弱的公民社會……
廿八年過去了，甚至有人懷疑是否仍值得堅持？
廿八年過去了，還要堅持多少個年頭？
但是，我們依然相信，這是一場歷史與記憶的戰場，拒絕遺忘，守護記憶，不僅是六四一代的香港人要堅持的，也是後六四一代香港人，特別是青年一代不要放棄的。
我們都是六四倖存者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維瑟爾（Elie Wiesel）在其納粹集中營的回憶錄《夜》的英文版序中，形容集中營的經驗是「在歷史裡、在人類良知面前，浩大而恐怖的瘋狂本質」。作為大屠殺的倖存者，他撰寫回憶錄的目的，是因為自己活下來了。「既然活下來，我就該為我的存活賦予某些部義。所以我是為了保存這個意義才把這段經驗書寫出來，儘管在此經驗裡，任何事物都失去意義」。他深信，希特拉及其共犯所發動的戰爭，總有一天會被審判，「因此我知道自己應該提出見證」。他說劫後餘生的人數每天遞減，他很想分享即將消失的記憶。「對於選擇見證的存活者而言，顯然的，他有責任去為死者也為活者做見證；他沒有權利不讓未來世代了解過往，那段屬於我們集體記憶的過往。遺忘不僅危險，也構成了侵犯；遺忘死者，猶如第二度殘殺他們」。「證人強迫自己做見證，是為了今天的年輕人，也為了明日即將誕生的孩子。他不想讓自己的過去變成他們的未來」。3
是的，香港人都是六四倖存者。倖存者──不僅是經歷六四的一代，也包括後六四一代。因為我們都在不同程度，活在這個強權之下，受其宰制與奴役。倖存者的責任，就是為活著賦予意義。這不僅是如何面對廿八年前發生在北京與香港的傷痛，也是面對廿八年來，特別是香港在「回歸」二十年來，仍然持續經歷的傷痛。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說：「過去從未死去。它甚至尚未過去（The past is never dead. It’s not even past.）」4 ，六四是香港人面對中國的傷痛，也是植根本土的在地創傷。這是香港社會創傷的「痛史」，是屬於不同世代香港人的集體記憶。
香港人要保存六四的歷史與記憶，並重新將歷史及記憶與當下的現在結連。巴巴（Homi Bhabha）說：「回憶絕非平靜的內省或回顧之舉，它是痛苦的重整，把肢解的過去聚集起來，以了解當前的創傷。（Remembering is never a quiet act of introspection or retrospection. It is a painful re-membering, a putting together of the dismembered past to make sense of the trauma of the present. ）」。5 因此，在這場歷史與記憶的戰場上，不同世代的香港人，也許對中國的感情不一，但因著對香港的愛與痛，也一起藉著守護歷史與記憶，選擇向罪惡的權勢說不。這是對良知的守護、對我城命運的守望，以記憶來跟指鹿為馬、與民為敵的政權作出良知的抗爭。拒絕遺忘，守護記憶，就是守護歷史，尋求真相，期待公義的彰顯。這不僅是回憶（remember），也是重整（re-member），直面當下香港的創傷，向那個廿八年來仍然拒絕面對歷史與承認責任，甚至持續不斷，變本加厲地以強權打壓異見者及爭取基本自由與民主者的抗爭。
去年，我在台北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聽到一個感人的故事。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也是台灣的歷史創傷。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同樣成為歷史的禁忌。直至台灣經歷民主化轉型，二二八的傷痕才走出撫平的第一步。
魷魚粥的堅持
二二八事件中，許多台灣精英受到牽連，無故被國民黨政府殺害。其中有一位名林連宗，是當時台灣具代表的社會菁英。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發生後，他被推選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北上交涉聯絡時，由於交通中斷，寄宿在同行好友李瑞漢律師臺北市的家中。三月十日的傍晚，李瑞漢的太太李邱己妹正在煮魷魚粥準備招待林連宗等人時，幾位便衣特務與憲兵突然闖入李宅，將林連宗、李瑞漢，以及其同為律師的胞弟李瑞峯三人押走，從此一去不回。這三位律師向來以捍衛司法正義及民主人權為職志，但竟從特務手中消失。李瑞漢兄弟失跡後，李太太每年三月十日就會準備一碗魷魚粥，祈禱等待李瑞漢歸來。年復年，從沒間斷地守候了六十一年，到她在二○○八年元月以一○一歲高齡辭世後，由其媳婦繼續至今。
我聽到這故事時，心裡十分激動。我在想：是甚麼信念，讓李瑞漢太太及其後人，年復年，不間斷地在三月十日奉上魷魚粥？是等侍奇蹟發生嗎？他們在食這魷魚粥時，內心是甚麼樣滋味的？不要忘記，在台灣戒嚴時期（一九八七年前），整整四十年，二二八都是禁忌。受難者或難屬，歷經事件的慘況以及長期戒嚴與白色恐怖的威嚇，絕大部份都僅能將冤屈深埋心底，不敢公開談論二二八。但重要的是，他們並沒有遺忘，對李家而言，每年的魷魚粥，就是延續這傷痛的記憶，等待平反的一天。歷史與真相的轉型正義，不是等待威權與專制走向民主化才能發生，而是由在強權下仍然堅持記憶，守護真相開始。
堅持了六十一年的一碗魷魚粥，在在提醒我們，也要延續過去廿七年的堅持，在第廿八個年頭，繼續燃起一點燭光……這是撕破謊言、穿透攔阻真相圍牆的燭光，也是抵抗邪惡、照亮人性良知的燭光。
最後，我以尼希米記兩節經文作結：當尼希米回到耶路撤冷，開始重建的工作時。許多人在嗤笑及藐視他們，說：「你們所做的這事是甚麼呢？要背叛王嗎？」當時尼希米回答他們的話，說：「天上的上帝必使我們亨通。我們作他僕人的，要起來建造；你們卻在耶路撒冷無份、無權、無名號。」（二19-20）今天，記念六四，也會有人嗤笑及藐視我們，說：「你們所做的這事是甚麼呢？要背叛國家領導人嗎？」讓我借用尼希米的話回答他們：「天上的上帝必使我們亨通。我們作他僕人的，要起來建造；你們卻在中國，在香港無份、無權、無名號。」因著我們與這片土地的關係，我們堅持，因著我們與上主的關係，我們禱告。
本年祈禱會的主題是「記念．前方」。已經廿八年了，淚已流乾，我們也許已不知道如何禱告，上主看似沒有回答我們的疑問與掙扎，或是我們仍未透識上主給予我們的回答。但我們仍要堅持禱告，在禱告中，表示我們仍願意記念那些受創傷的人，因為我們沒有忘記，也不敢忘記。在禱告中，求主賜下更大的勇氣與力量，面對前方仍是沒有盡頭的漆黑，漫長仍未見黎明的黑夜。
（本文為作者六月三日晚上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於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社會服務部社關小組主辦的「六四廿八周年『紀念．前方』敬拜祈禱會」之分享講稿。分題由編者所加。）
1. 「抵抗邪惡的最後良心」出自南方朔，南方朔：〈導讀：人性的永夜〉，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著，陳蓁美譯：《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新北：左岸文化，2011），頁11。
2. 白睿文（Michael Berry）著，李美燕等譯：《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臺北：麥田，2016）。
3. 維瑟爾：《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頁187至188；197至198。
4. 轉引自單德興：〈創傷．回憶．和解：析論林瓔的越戰將士紀念碑〉，《思想》，期5「轉型正義與記憶政治」（2007年4月），頁196。
5. 轉引自單德興：〈創傷．回憶．和解：析論林瓔的越戰將士紀念碑〉，頁124，註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