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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論壇訊】「後真相」（Post-truth）是二○一六年《牛津字典》的年度詞彙，新媒體於此的角色不可或缺。較少接觸新媒體的教牧信徒或許不適應資訊洪流，但仍有需要了解此課題。

在一個名為「後真相時代的新媒體」的講座上，台灣《醒報》副總編輯邱慕天速談後真相時代新媒體現象，過去有說「謊言說一千篇就會成為真的」，但現在通過媒體傳播的力量，「謊言要說一千篇才會變成真的」，過去要使用龐大宣傳機器才能發佈信息，但是在新媒體時代，只要輕輕一按就能發佈。例如特朗普在推特上說假話，傳播的次數要比他說真話還多。於是每當公眾人物有不能解決的問題，只要發出一個假象，就能輕易把焦點轉移。

邱慕天歸納後真相時代新媒體四個特色：一、碎片化，資訊過度競爭、「短平快」、去脈絡、難追溯來源、噪訊過大；二、離心化，或稱去中心化，全球化並未朝向整合的方向；三、部落化，很難討論比較中間立場的情況；四、偶像化，看重「誰說的」比「說甚麼」來決定我是否相信，有「我支持的人所說的就是真」的心態。

邱慕天分析，在後真相時代趨勢下，媒體容易不穩重，隨從社會大眾膚淺的討論而沒有更深入的討論真正需要的事情，失落了幫助讀者發掘真相的使命。邱慕天又指出，「權威背叛信任，在過度競爭下便宜行事，內爆揭露了操控軌跡」，例如雷曼兄弟。

邱慕天提出現在的資訊時代與五百年前宗教改革的背景的比較，是由聽講道改為看聖經，由看電視改為滑手機，本來高高在上的詮釋權飛入尋常百姓家，人們被賦權，「有行動與能力感（a sense of agency），從前單向接收，如今被奉旨共構事實」。然而像英國的約翰威克里夫與後來弟兄會創辦人約翰胡斯均是宗教改革先驅，他們比馬丁路德更早提出相同的理論，為甚麼不如馬丁路德引起大規模的變革？邱慕天認為「權威失能與草根賦能缺一不可」，只有馬丁路德有工具──印刷術，媒體革命與知識論的更新，兩者造就形成宗教改革。至於兩者的分別，宗教改革是單媒體，而現今時代是新媒體。

邱慕天亦提出面對後真相時代要努力的方向，其實也是面對後改教時代要努力的方向，包括：一、降低噪訊比：1.對傳統權威重新評估，及2.揭露非理性的本相，例如邏輯的常見謬誤，及以反對的階梯（hierarchy of disagreement）了解討論是否良性的對話；二、凝聚各信息部落：解除「部落」中的身份枷鎖及「老大必定是對的」等偶像化誤解；三、提升各資訊持份者的互動：負責任的資訊製作者（responsible producers）、精明的資訊消費者（wise consumers）、積極的資訊參與者（active participants），並由有效的資訊管理者（efficient information managers）連繫三者。

胡志偉：「虛、實、整、合」應對社交媒體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指出新媒體能夠滿足新世代對自身表達的需要。他提及教會對文化的態度：由參與、妥協、攻擊到否定者都有。對於網路、即時通訊軟件與社交媒體的應對及教會牧養心態，胡志偉整理出「虛、實、整、合」：一、辯識虛假，不要太快轉發消息，若有時間要查證消息來源，用常識作判斷；二、展示真實；三、整理知識，胡志偉分享在臉書的文章，有不少是他認為值得收藏的文章，並設定閱覽權限，但他基本上不參與文章引申的爭論，不會鬧得面紅耳熱──若加入爭論，只會將爭論延長；及四、合情合理，理解網路與真實的私人與公共界線，不用做網絡警察，例如牧者在臉書看到會友的臉書出現粗口，回到堂會對該會友紀律處分，胡志偉認為這是小題大做，是誤解了在臉書的媒體性質。

曾劭愷：後現代主義加強後真相思潮

中華福音神學院系統神學助理教授曾劭愷博士指出，後真相並不是新事物，這種政治手段，不論真相，只論立場作政治宣傳。後真相自人類歷史出現已有，蘇聯《真理報》說的都是假話。可以說，只要是政客，都會使用。曾劭愷概略後真相時代出現的歷史脈絡，從思想史的角度切入文化怎樣進入後真相時代。背後的思潮來自後現代主義，追溯至十八世紀的啟蒙時期。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認為中世紀是黑暗世代（Dark age），然而啟蒙時期又認為它之前都是黑暗世代。啟蒙時期孕育了現代主義，理性權威取代啟示權威，當時高舉有適用於普世的絕對真理。十九世紀對理性主義的反動，出現浪漫主義，突破形式與內容的關係，衝破形式上的規範，不再有絕對的真相，是後現代的解構主義與後真相思潮的肇始。曾劭愷慨歎後現代思維的典型不在乎學術研究報告，而僅以個人的「第一手資料」（但不一定全面）為真理的全部。曾劭愷又評論浪漫時期摒棄任何形式的規限，沒辦法自由思考，沒辦法自由表達，會變成言之無物，反而不自由，這是後真相時代的弔詭。

於現場問題解答，有參加者向講者問到在社交媒體「圍爐取暖」強化相同意見的人，在部落化的情況是否會惡化？邱慕天認為打破間隔牆要讓他看到更大的世界，「讓裝睡的人沒法睡得好」，讓部落裡鬆動的人慢慢走出世界；也可增強門檻，在不干預自由的情況下令轉貼有點不方便，使人轉貼前三思而後行。胡志偉認為資訊年代網上平台讓人可以接觸各方資訊，而更進一步是要提升承載力，了解有不同的觀點。曾劭愷指出個人可以選擇媒體，容易停留在某一個形態。胡志偉再回應，個人選擇不能勉強，但如選擇的平台內已容納不同觀點，則仍可擴闊視野。

有出席者表示在資訊爆炸的年代，感到不勝負荷，基督徒要在文化使命有承擔，是否必須社交媒體搶灘，以量計算其影響力？胡志偉回應以通勤時間或單獨食飯時才看臉書，使用臉書來整理資料、記錄事情或接收朋友熱話的新聞或轉貼文章，視之為遊戲，不致過度影響自己的日常生活。邱慕天認為資訊變化大，推陳出新，或令人無所適從，吸收時要知道自己想要接收甚麼及正在接收甚麼；另外，從去年開始資訊收費的趨勢逐漸形成，資訊提供者向付費者提供優質資訊，因此不願意付費接受資訊的人可能容易接收低質素資訊。除了貼文給沒有臉孔的大眾希望他們「按讚」，邱慕天介紹網上生態圈也逐漸出現微信「小密圈」等互相重視、長期信任、建立深厚關係的平台，可以累積這樣的關係。

有現場聽眾追問會否出現知識上的貧富懸殊？曾劭愷認為網路是「各取所需的平台」，而不是知識上的貧富懸殊。然而他指出，上主有「各從其類」的原則，公共空間、教會空間、家庭有不同語言，他認為可以針對不同的規則跟語言而分別在網路上進行分享，他擔心現時網路上不同空間語言混用的情況。他認為例如在社會公共空間使用教會語言，容易令基督教成為脫節的次文化。

歸正福音事工（R.E.M.）與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於四月二十日晚上假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堂舉行R.E.M.時代講座「後真相時代的新媒體」，約三十人參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