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從《對我而言神是甚麼》看《沉默》

電影《沉默》在港上映以來，引起廣泛討論。由於電影（及原著小說）的題材具有濃厚的宗教（天主教）色彩，如何理解及詮釋作者遠藤周作要表達的信仰含意，也成許多基督徒的關注。

近日在書架上發現數年前買了遠藤周作的另一本著作──《對我而言神是甚麼？》（林水福譯，台北：立緒，2013），這書以訪談問答形式，不僅讓我們認識這位日本天主教文學家的信仰世界，更可藉著書中觸及的三個問題，來探討其與《沉默》間的關係：一、遠藤周作在信仰上，從懷疑到希望的歷程；二、他對基督宗教在日本應穿「洋服」還是「和服」的看法；三、基督宗教的救贖與人性掙扎。

遠藤周作在書中，回顧了自己成為天主教徒的經過。他並非生於天主教家庭，卻是因父母離異，母親「大概是想以宗教弭平離婚後的痛苦」，在信奉天主教的姨母引領下受洗。當時他與哥哥「雖然不願意，也還是跟著去了教會」，後來也跟著受洗。「那是小學四年級，大概十一、十二歲」（頁14至15）。

遠藤形容，自己信仰是一種「習慣性」的生活（頁18）。其中有三個信仰問題一直困擾著他：其一，關於神的存在。他說：「我年輕時候，懷疑神的存在，看了各色各樣的書籍」，希望可以論證到這位眼睛看不見的神的存在（頁38）。其二，是在十八、九歲讀預科時，「開始看書之後」，覺得天主教是一種「西洋的宗教」，萌生想將之「丟掉」的念頭（頁19）。其三，在信仰體會上的掙扎，他體會到自己雖有信仰，卻仍會「做壞事」。他引用另一位小說家的話：「任何人都有一個若是讓別人知道了不如死掉算了的祕密……」，面對自己 「做了壞事」（頁27），乃人的本性使然，「靠自己是改變不了甚麼的」（頁28）。

懷疑與希望並存的信仰

遠藤一直沒有否認自己對神的懷疑，「我甚至有幾次想拋棄神」。他引用另一位天主教小說家貝爾納諾斯（G. Georges Bernanos）的話，「信仰是百分之九十的懷疑，和百分之十的希望」（頁14）。他形容自己與天主教的關係，「我雖說滾出去吧！對方卻不走」（頁19）。其中主要的原因，乃其天主教信仰是從所愛的母親處承傳，「胡亂拋去母親珍視的東西，總覺得對母親過意不去」，是「不孝」（頁20）。慢慢地，他不再執著於要證明神的存在：

回顧自己的過去，有許多愛我、支持我的人，我感覺他們並不是胡亂存在的，而是有一條眼晴看不見的線將他們連結起來，在一種作用上支持我……我稱它為神的場域。（頁30至31）

這個「神的場域」即「神的作用」（頁31），他認為比「神的存在」更具意義。「那麼，神如何對我產生作用呢？我的情形是透過母親，或者透過我人生中關係非常深的人發生作用的」（頁39）。他又說，甚至「在惡和罪裡頭，也有神的作用」（頁33），包括「無數傷害自己的人或被自己傷害的人」。這一切，會在某個時間在人的心底「動起來」，而在未動前，卻存在於人心中隱藏之處。佛教稱為「阿賴耶識（心中最深處的領域）」，基督教卻是「靈魂之處」，而深層心理學者則稱之為「無意識」（頁40）。作為天主教徒，他深信，「靈魂」是人的最重的地方，也是在「心的深處」，讓神可以掌握人的地方（頁42）。

當遠藤周作感受到神的「作用」，他對前述貝爾納諾斯那番話，便有了新的體會：「信仰是百分之九十的懷疑和百分之十的希望；我還是只有這樣的信仰。因為即使現在也還在動搖。有可疑的事件發生，就會起疑心。不過，還有百分之十的希望可以依靠。究竟為甚麼想依靠，自己也不知道。或許是因為惰性使然吧！或許是恐懼！不過，不只是惰性或恐懼而已，我覺得還有X的作用。」（頁51）。這個「X」，對他而言，就是「神」（頁56）。

洋服？和服？基督宗教與日本社會

遠藤周作很早便感受到天主教與日本文化格格不入。他形容母親給他的是「極不合身的洋服」。因此，他很想將洋服「修改成適合我身體穿的和服」（頁20）。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包括：一、昔日傳教士（不論是天主教或新教）將歐洲人的耶穌意象「硬塞」給日本人；二、後來日本的神職人員，又一直在「炒從西方學到的西洋基督宗教學者論說的冷飯」；三、日本教會沒有認真思考日本人的問題，思考如何將基督宗教融入日本人。 （頁129至131）。結果，在日本人心目中，基督宗教是「門戶極其狹窄的宗教」、「裁判的宗教、經常強調罪的宗教，是嚴格的、陰暗的宗教意象的重疊，總覺得非常鬱悶」（頁131）。日本人不容易成為信徒，就是因為基督宗教是「穿起來很不舒服的洋服」（頁137）。

此外，他又提及了一段被天主教「壓迫」的經歷。1950年6月，他以戰後第一批留學生身分赴法國留學，在里昂大學研究法國現代天主教文學。不過，他在1953年2月卻因病而回到日本（頁235至236）。在《對我而言神是甚麼？》中，他提及這段經歷：

我在戰後不久以留學生身分到法國，在那裡生了病……會生那樣的病，是因為西洋無所不在的天主教壓迫我，左看右看都是教會或天主教的那種感覺的世界，所以，我的身體才變得不好。強烈感覺只要從那裡逃走身體就會恢復健康，所以那時並未深入思考天主教。（頁21至22）

他沒有具體提及在法國所受的「壓迫」是甚麼，以及所患何病。但兩者間似有所關連，更隱約流露出其在精神方面承受的困擾，以致必須離開法國。後來，當他投入小說創作後，便「逐漸明白天主教並不是只有歐洲的東西。亦即開始慢慢了解不只是洋服，也有和服的要素」（頁24）。

遠藤期望藉著其小說創作，「試著將這洋服改為適合日本人肉體的和服」（頁163）。他深信，「母親的形象」比「嚴父制裁意象」更適合日本人（頁132）。他創作了《聖經中的女性》，指出兩種不同的女性類型：「極為激烈」與「悲傷痛苦」，而聖母瑪利亞正是「這些女人的綜合、淨化」（頁106至122）。而他在《耶穌的生涯》一書中，又以一種有別於西歐父性宗教不同的母性宗教意識來表達耶穌意象，他認為，這是更符合日本式的宗教意識（頁71）。

罪與救贖

在深受佛教影響的日本文化下，遠藤為何沒有改變天主教的信仰？他指出，日本人將信仰「想成是百分之百的相信」（頁25）。在日本人的宗教觀裡，「宗教是以清淨自己為目的。讓自己清淨，脫離迷惘，從痛苦中解放，稱為救贖」（頁168至169）。「清淨」的相反是「污穢」，「罪」就是「污穢」，善是清淨，這是日本人對善惡的基本理念（頁165）。

他體會到，日本人的「救贖」觀與基督宗教不同：「我長期為日本人有無基督宗教說的罪的意識所苦」（頁164）。日本人的「善」是「非清淨不可」的神聖，是「不存在污穢」的境界。這跟基督宗教那種對救贖感到絕望，最後獲得贖罪而解放的救贖觀完全不同（頁166）。佛教「救贖」的結果是「寂滅」。所謂寂滅，是指「去除煩惱及其他一切，在輪迴世界往解脫的世界而去」。這種「空」與「超越」，對遠藤而言，卻失去了基督教那種「生命的躍動」。所謂「生命的躍動」，就在「因基督自己的死亡而獲得的，感覺是為我們而獲取的」，「參與神的創造性生命」的「大大的躍動」（頁180至181）。

遠藤對「生命的躍動」的追求，源於其對罪性的體會。因著「神的光」，讓人清楚察覺到「污穢」的東西的存在（頁195）。但基督宗教的「原罪說」，不是佛教的「宿命」觀，而是「還有希望」、「可以救贖」的性惡說（頁192至193）。他強調，「可以救贖」不代表基督徒成為「完美無缺的人」（頁197）。基督教的救贖，其實是一種「承認人是容易犯罪」，卻又相信「神有救贖」的意志（頁193）。

因此，「虔誠的天主教徒」不等於「漸漸地不做壞事」。他反問：「即使到最後還是會做壞事的，不是嗎？」（頁50）所以，他對軟弱的「背叛者」有更多包容。他見到聖經將背叛都集中在猶大身上。事實上，在某程度上「使徒全都是猶大」。他反問：「全部人都跟猶大一樣的，不是嗎？」（頁61）他們都帶著「背叛者的愧疚心情」來面對耶穌。「耶穌在最後死亡的痛苦中以身教導『愛』。弟子們知道耶穌雖然痛苦掙扎卻依然體現『愛』，因此受到很大的震撼」（頁104至105）。

他特別提及天主教傳統裡信徒向神父的告解，「嚴格來說不是對神父，而是對神」（頁200至201）。「自己做的事獲得神的諒解，而不是神父的諒解」，在告解後，告白者「有一種不可言喻的愉悅與解放感」（頁202）。但遠藤指出，告解其實不是想像中輕鬆，特別在認識的神父面前作罪的告白，往往帶著「屈辱感」，「說的時候覺得非常丟臉的罪」（頁202）。

《沉默》的背後……

上文從三方面整理了《對我而言神是甚麼？》一書所見遠藤周作的信仰世界，接下來便探討其與《沉默》的關係。

神在沉默中的「作用」

關於《沉默》的創作，遠藤提及自己一段患病經歷。1960年，他因結核病入住東大傳研醫院，年底轉慶應醫院。1961年病情惡化，肺部更動了三次手術。1962年7月出院，但體力仍未恢復（頁238）。患病的經歷，使他懊悔自己的創作受影響，後來因住院費及手術失敗，「有種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感覺」（頁22至23）。同時，他再次經歷到信仰的危機：

我生病住院時，在那裡看到住院的小孩，我懷疑神。有的小孩生下來就沒手沒腳，說是只有三個月的生命。為甚麼讓無罪的小孩子承擔這樣的痛苦呢，我陷入沉思。那時我懷疑神的愛，在《沉默》裡透露出來。（頁52）

因懷疑神的愛而衍生的矛盾與張力，在《沉默》中藉著受逼害的天主教徒充分呈現。「為甚麼主要賜給我們這麼大的痛苦呢？神父！我們並沒有做甚麼壞事呀！」面對日本信徒的質問，遠藤寫道：「我們沉默著。茂吉和一藏也默默地凝視著虛空的一點。我們齊聲為他們唱最後的祈禱。祈禱完畢，三人下山而去。」（《沉默》，頁66。林水福譯，台北：立緒，2002）「祈禱」真的可以填補「沉默」的空虛嗎？兩位神父只能無奈地目放送三人下山，走上「殉道」或「棄教」的道路。

《沉默》裡的「沉默」，往往有著極大張力。例如當茂吉和一藏殉道後，遠藤寫道：「神和海仍然沉默著，繼續沉默著」。洛特里哥神父內心，也出現了「萬一沒有神的話……」的疑問。他說：「我知道最大的罪是對神的絕望，可是，神為何沉默，我不懂」（《沉默》，頁81至82）。

神的沉默會否定信仰嗎？遠藤將自身從懷疑到相信，及在看不見的神中感受到神的作用的經驗，注入了小說之內。無疑，洛特里哥神父最後選擇棄教，但遠藤同時表達出，神父在懷疑中仍然相信。洛特里哥神父在「踏繪」時見到基督的面容，聽到基督的聲音：「踏下去吧！踏下去沒關係，我是為了讓你們踐踏而存在的」（《沉默》，頁213）。棄教後，他再想起基督的面容，再聽到「踏下去吧！你的腳現在很痛吧……我分享你們的痛苦，我是為此而存在的」。神父說：「主啊！我恨你一直都保持沉默。」基督回答說：「我並非沉默著，而是一起受苦。」 最後，洛特里哥說：

我即使背叛了他們（筆者按：指天主教會的神職人員），但絕不會背叛祂。我用跟以往不同的形式愛著那個人。為了了解祂的愛，到今日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必要的。在這個國家，我現在仍然是最後的天主教司祭。而，那個並非沉默著。縱使那個人是沉默著，到今天為止，我的人生本身就在訴說著那個人。」（《沉默》，頁229）

遠藤周作在《對我而言神是甚麼？》中說：「我曾感受到有某種眼睛看不到的東西的手放在我背後，推著我往這邊去。也就是感受到神的作用。我透過主角在《沉默》的最後將它寫出來。」（頁31）「《沉默》的最後我寫『透過你的人生，我訴說著，所以我並非沉默著』，我想說的是我要證明在X之中神的作用。那一行對我來說非常重要……。」（頁44）

顯然，遠藤將自己對神的作用的體會，藉著洛特里哥神父表達出來：

我的人生是許多人把我推到這裡的。而在這推著我的背後，有眼睛看不到的力量，讓我來到這裡。如果我不是天主教徒，或許無法到法國。在法國，遇到了一般遇不到的人。再者，如果不是三年的大病或許寫不了思考神的小說《沉默》。這麼一想，不得不承認有眼睛看不到的力量作用著。對我來說那就是聖靈的作用。（頁191）

可見，《沉默》的書寫，正是從遠藤的人生經歷中一步一步推出來的。但同時，他又是藉著書寫《沉默》，進一步體會神的作用：

我明白，透過許多人，才知道是一種眼睛看不到的力量從背後推著我的人生，才會有今天的我，而從背後推著我的是神。」「不要把人生只看作是自己一個人的人生，是從父母親開始集合許多人的總合體之處，自己才站得住的。……這是我寫了《沉默》之後慢慢體悟到的。（頁45）

改穿和服的天主教

遠藤周作創作《沉默》的另一個關懷，是要反思天主教與日本社會文化間的張力。前述遠藤在留法期間的生病經歷，已感受到天主教的壓迫。後來他明白到天主教「不只是歐洲的東西」，在日本可以有「和服的要素」。於是，「開始思考想把它融入自己的作品裡。出院後寫的小說《沉默》就有這樣的東西」（頁24）。

在《沉默》中，洛特里哥先後與通譯筑後守露及費雷拉的對話，正好將這張力呈現出來。

這位曾經奉教的日本通譯質問神父：「自己不想要的東西硬塞給人，就叫作強迫送禮。天主教跟這種強迫送禮的禮品非常相似。我們有我們的宗教，我們不想接受外國的宗教。」（《沉默》，頁106）他又說：「神父們一直瞧不起我們日本人」，「儘管人都來到日本，還嘲笑我們的房子，嘲笑我們的語言，嘲笑我們的食物和習慣。」「縱使我們讀完神學院課程，也絕不允許我們當神父。」（《沉默》，頁106）日本人心目中天主教的歐洲中心形象，在此充分表露。

後來，通譯又以樹木來比喻天主教。「在某地能開花結果的樹木，地方改變了也有枯萎的。叫作天主教的樹，在異國枝葉茂盛，還會開花，可是，在我們日本就枝葉枯萎，花蕾也沒一個。司祭沒考慮過水土不服的問題。」（《沉默》，頁133）到底，天主教不能在日本生根的原因是甚麼？

後來，棄教的費雷拉更以自己二十年在日本傳教工作的「失敗」，來說明天主教並不適合日本。他對洛特里哥這樣表白：「我傳教了二十年！」「了解到的是，在這個國家，你和我們的宗教終究無法生根。」「這個國家是沼澤。不久你也會明白的。這個國家是比想像中更可怕的沼澤地。無論哪一種苗，只要種在那沼澤，根就開始腐爛，葉變黃而枯萎。我們在這沼澤地種植了名為天主教的樹苗。」

費雷拉指出，問題的核心，是日本文化根本容納不了天主教，反過來扭曲了天主教信仰：「這個國家的人，那時候信奉的並不是我們的神，而是他們的神。在好長、好長的時間裡，我們都不知道這事實，誤以為日本人變成了天主教徒」。「而我是在傳教二十年之後才了解日本人，才知道我們所種植的樹苗的根部，在不知不覺中已逐漸腐爛。」「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扭曲了的神不是我們的神」。「他們信仰的不是天主教的神。日本人以前沒有神的概念，今後也不會有。」「日本人並未具們會思考和人類完全隔絕的神的能力。日本人也沒有思考超越人類存在的能力」。「日本人把經過美化、渲染的人稱為神。把跟人同樣存在的東西叫作神；但是，那並不是教會的神。」他的結論是：「因此，我認為傳教已無意義。帶來的苗木，在稱作日本的這沼澤地不知何時根部已腐爛了。」（《沉默》，頁179至183）

對遠藤周作而言，失敗的也許只是穿某種意義上的「洋服」天主教。其實，《沉默》中也提及具「和服」特質的天主教。例如，日本官員要求已經「踏繪」的茂吉等人向「聖母」像吐口水，並罵聖母是「千人騎的妓女」。洛特里哥神父發現，原來「日本貧窮百姓的信徒們最崇拜的是聖母」，有時他們對聖母「比基督還要崇敬」（《沉默》，頁68）。這不正是跟上文遠藤描述的符合日本宗教意識的「和服」天主教嗎？

此外，《沉默》中特別描寫了那位名叫摩妮卡的女信徒，對即將面臨的死亡表達了堅定的意志，原來是源自她對沒有苦難的「天國」的期許（《沉默》，頁99）。還有在海邊殉道的茂吉，最後唱出的「走吧！去吧！到天國的教堂去吧！天國的教堂；遙遠的教堂……」的詩歌（《沉默》，頁71）。這些，都成為洛特里哥神父對費雷拉否定了日本信徒的信仰的堅定回應：「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遠藤寫道：

那樣的事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為虛假的信仰犧牲自己。自己親眼見到的農民、貧窮的殉教者，那些人如果不相信救贖，怎麼可能在下著毛毛雨的海中，像石塊沉下去呢？那些人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看，都是信仰堅定的信徒、教徒！那信仰儘管質樸，但灌輸這信念的不是日本的官吏或佛教，而是教會。（《沉默》，頁185）

即使洛特里哥神父的「棄教」，也只是一種「屈服」。「主啊！只有祢知道我並不是真正棄教」（《沉默》，頁212）。這豈不正是遠藤對指日本基督徒都是「過著雙重生活，適當地妥協」（頁127）的對寫照嗎？

「棄教」後的洛特里哥神父，首次跟奉行見面，遠藤描述，「現在他對眼前的男子已無恥辱感」。因為洛特里哥神父知道，自己要對抗的不是這些逼迫天主教的日本人，而是「自己的信仰」。當奉行跟他說：「神父並未敗在我手上……是輸給了名叫日本的沼澤。」他卻大聲的回答：「不，我所對抗的是──內心的天主教教義」。（《沉默》，頁222至223）他所指的，既是指向「洋服」的天主教，也是指向自以為可以嚴守戒律，充滿「虛榮心」的天主教（頁206）。

在《沉默》中，一方面見到「洋服」天主教的「失敗」，但另方面，遠藤似在反問，「和服」的天主教，真的不能在這片沼澤上生根嗎？

棄教者

遠藤周作在信仰方面關於罪與救贖的思考，也可從《沉默》中關於「棄教」的張力中見到。在《對我而言神是甚麼？》裡他坦白了自己在寫《沉默》時對殉道與棄教的理解。

他在構想《沉默》時，曾特地到長崎看了「踏繪」及「地獄谷」。面對昔日的場景，他不禁問自己：「我覺得殉教者很偉大。可是我能否殉教呢？我沒有自信。」他曾考慮日後小說應將重點放在「不踏的人」還是「踏下去的人」？當他見到踏繪時，思考到「是怎樣的人去踏了呢？是以怎樣的心情去踏呢？」並再次問自己，如果是處於那種情況，「會不會踏下去呢？」他說：「我顯然是可能會踏下去的人，所以把相機擺在踏下去的人身上。」（頁208）及至他親臨地獄谷，想到自己同樣被綁在上面時，他知道自己可能會馬上「暈過去！」這讓他更知道，自己寫《沉默》時，相機要擺在哪裡（頁209）。

因此，《沉默》對棄教者的心路歷程，有了深刻的描述。對洛特里哥神父而言，他在牢的木牆摸到刻著拉丁語「LAUDATE EUM」（主啊！讚美你）時，想到這是一位堅強而不棄教的傳教士留下的。但後來棄教的費雷拉跟他說，這是他所刻的：「我棄教是因為，請你注意！後來被關入這裡，耳中聽到那呻吟聲，神卻一點表示都沒有。我拚命地祈禱，但是神沒有任何表示」（《沉默》，頁194、202）。費更再三迫挾洛：「你如果說出棄教，那些人就可以從洞裡回來，從痛苦中獲救」。「司祭必須學習為基督而生，如果基督在這裡的話……基督一定會為他們而棄教的！」「基督會棄教吧！為了愛，即使犧牲了自己的一切。」（《沉默》，頁204至205）

費雷拉的棄教，因為他拚命祈禱卻沒見到神的奇蹟。遠藤周作在《對我而言神是甚麼？》也表白了對「奇蹟」的理解。他說：「有小孩，小孩患了癌症，父母當然會祈禱『神啊！拜託，請幫助我！』結果還是死掉的話，就會認為哪有甚麼奇蹟，既沒有神也沒有佛，不是嗎？不過，真正的宗教是從這裡才開始的。」（頁91）這裡，「真正的宗教是從這裡才開始」是甚麼意思？遠藤要表達的，是「愛」。無疑，耶穌也有施行醫治，甚至令死人復活的奇蹟，但最重要的是，耶穌是因愛心而行奇蹟。「少了愛，就不是耶穌的奇蹟」。因此，「藉著愛的力量去做的事，就是奇蹟」（頁92）。在現實中，「還有比治好疾病更偉大的奇蹟」，「藉著愛的力量為別人而死也是一種奇蹟」（頁89）。愛的力量，就是宗教的開始。而洛特里哥神父在聽到基督的聲音，「踏下去吧！我是為了要讓你們踐踏才出生到這世上，為了分擔你們的痛苦才背負十字架的」。就是這樣，他把腳踏到聖像上。（《沉默》，頁207）是的，沒有驚天動地的奇蹟，確令人懷疑神的存在。但這位看似沉默的神，卻以自己的犧牲，來教導神父對受苦者的愛，這難道不是另一種奇蹟？

與洛特里哥神父的棄教不同，吉次郎在《沉默》中，是一位多次作出「棄教」決定的人。遠藤指出，他是有意突出吉次郎這人物作出「踏繪」的決定，「如果問要是讓他站在『踏繪』之前會怎樣？大概就明白為甚麼《沉默》會有吉次郎出現」（頁210）。

有趣的是，吉次郎每次棄教後，都會回來找神父告解，希望獲得神的贖罪。「我，我無法那麼堅強！」「我踏下的腳很痛啊！真的很痛啊！我天生就是弱者，上帝卻要我模仿了強者。那是毫無道理的！」「我要告解，求求你，我想做恢復信心的告解」（《沉默》，頁138 至139）「神父，請原諒我！我為了要懺悔跟到這裡來，請原諒我吧！」（《沉默》，頁197）即使在洛特里哥神父「棄教」後，吉次郎仍然去見他，「請聽我說，如果棄教的保羅還有聽告解的能力，就請寬恕我的罪過吧！」（《沉默》，頁227）吉次郎的角色，充分說明：基督是「是愛的神，是寬恕的神」，「神說，無論有什麼樣的過去，最後真正懺悔的人，可以獲救。」（頁232）

遠藤在《沉默》最後，藉著〈天主教住宅官吏日記〉，明確指出，洛特里哥神父及吉次郎仍然持守天主教信仰，天主教也有「死灰復燃跡象」。他在《對我而言神是甚麼？》裡說：

《沉默》最後的官吏日記……吉次朗被關進牢裡，主角洛特里哥說我依然相信天主教，遭受拷打被迫寫下棄教的證明書。……我在日記中想讓大家知道的是那個洛特里哥進了牢裡又棄教，之後又恢復了天主教徒身分。吉次郎這個懦弱者出獄之後逃走就算了，卻又回到牢裡晃來晃去。」（頁210）

也許，這正是遠藤周作自己的獨白：「我想我也會棄教，再恢復信仰，又踏下去的反覆不已吧！我想那還是信仰。我並不認為那是了不起的信仰；不過，我的信仰就是那種程度。」（頁210至211）

遠藤一直相信，「人如果那麼堅強就不需要宗教」（頁25），正因為他對人性的軟弱與掙扎有深刻的體會，所以，人才需要宗教。

沉默之碑

1987年11月，遠藤周作參加長崎遠藤周作文學館內「沉默之碑」的揭幕典禮。碑上刻有他題的字：「人類是如此悲哀，主啊！大海卻異常蔚藍」。

我們必須將這段題字，放回《沉默》中極令人痛苦的一幕作對比。那是神父目睹兩位勇敢的信徒殉教，在晚上聽到海嘯聲所激起的衝擊──「黑暗中的波浪聲低沉如大鼓聲；整晚，發出毫無意義的衝擊、退下，退下又撞擊的聲音。海浪無動於衷地沖洗、吞噬茂吉和一藏的屍體，他們死後，同樣的表情會在海中擴大，而神和海仍然沉默著，繼續沉默著。」（《沉默》，頁81）在堅強的殉教背後，卻突顯出神的沉默……

黑暗之中，巨浪一再衝擊著，人類似乎一直沒法擺脫悲哀的命運。對此，信仰者仍不斷地經歷著懷疑，但神仍是如常地沉默著。不過，百分之九十的懷疑，不能否定百分之十的希望，並且「那百分之十說不定比百分之九十還強烈」（頁53）。面對巨浪吞噬信心的大海，遠藤說：「如果把自己的人生想成大海，感覺在海中被某種東西支撐著。我感覺包圍我人生的就是神。」（頁191）神雖然沉默，卻仍在苦難中與受苦者同在。

「人類是如此悲哀，主啊！大海卻異常蔚藍」──遠藤周作

（原載作者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