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雖然行「一國兩制」獨特的管治，這是由非完美的人設計出來的，就如同世上所有有限的政制模式，不存在最好，只存在更好。如何使香港的治道更好？聖經提供不少社會性教導，可予信基督的市民和選委一把尺去度量幾位參選人。以下只就經文的「敘事」引申和反省，無意建構一套某人或某宗的政治神學。
創世記一章27至28節（《和合本修訂版》）被稱為與「大使命」等量齊觀的「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
「神就照著他的形像創造人，照著神的形像創造他們；他創造了他們，有男有女。神賜福給他們，神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裏的魚、天空的鳥和地上各樣活動的生物。』」
改革宗神學往往演繹「遍滿這地，治理它」為信徒對政治經濟社會等投身改造。但第一章至第二章中段共出現約三十次的「地」，是指神造的大地，而非人造的文化——如「彈琴吹簫」、「打造銅器鐵器」這類人造的藝術和工業（創四21-22，該隱後裔所作）。繁衍大地的人類，其使命實是治理地土、管理活物，可稱其為今人所重視的保育環境、善待動物等「環保使命」，更合原意。當然，文化方面如政經社的關懷可以是這方向的延伸，但這是人的作為，與神的作為（自然界）有本質之別；尤其人犯罪後的政經社方面作為，不可能求其聖潔完美，只可能從防罪治罪梳理。因此，好的首長不只在施政，也在防罪。一籃子鴻圖大計也可滋生一大批蒼蠅，參選人如何設防？
「文化使命」在新加爾文主義（Neo-Calvinism）備受推崇，上世紀下旬在華人教會日漸流行，透過Chuck Colson, Francis Schaeffer多本的譯作和唐崇榮主領的聚會，中港台教會大多在理念層次予以肯定，欠的是處境方面積極落實、從中累積適切可行經驗。按西方經驗，文化使命（cultural mandate）往往走向極端的治理／統治使命（dominion mandate；Christian Reconstructionism）而尋求復行摩西時期的神治政體於當代社會，尤其反映在美國基要信仰者推崇的政治訴求（the Christian Right）。特朗普競選時手持"Bring GO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是這訴求的最佳寫照。香港有別美國，此等極右路線完全不符本地處境，在此不贅。「文化使命」原意應指每個地球公民在其生存地域實踐「愛地使命」，地土出人民，人民立國家，聖經「敘事」時序是地土、人民、國家。三者構成一個緊密又複雜的關係，衍生各式解讀，但一般只處理人民與國家關係，缺乏「地」這重要一環！
「國家」顯然不是上帝創世項目之一，乃是該隱之後人類自生文明之一（屬人造的文化）；國及其包含的政經社構成俗稱的「世界」，人類就生活其中（除了與世隔絕的極少數人）。那麼，也在「世界」的教會其角色在哪裡？筆者認為：教會 "ecclesia"原文是「蒙召群體」使其本質上既屬於天國的群體（約翰福音十八章主耶穌向彼拉多質問其猶太王身份直答「我的（天）國不屬這世界」），就有需要將基督國度與世界國度的「異國性」區分出來；教會這群也擁有「公民群體」另一身份並須積極投身「港人治港」，亦有需要同時在其教務上忠於「不屬這世界」而屬真理（同段經文主耶穌告訴彼拉多祂是真理王而不是政治王）。否則，若宗派、教會、堂會的教務都沾上「世界的事務」（政治事務是其最大化），那麽教會就會陷入不務正業多於正業了。
活躍於加拿大福音派的政治學教授Paul Marshall在其一九八四年名著Thine is the Kingdom: A Biblical Perspective o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Today第七章，以一個主張入世的改革宗學者卻這樣提出：「我們需要將整體的基督徒政治表態與教派教會區別出來。」（此句上文是成立一些基督徒政治組織以作區別。）因此，教友們從事政治之事要與教會本務彼此分別為聖。兩者之間各自發揮，不必然存在對抗性。
William Temple（湯樸威廉）出任二戰時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坎特布雷大主教領導全球聖公會，成為該宗至今公共神學權威，享譽全球。其代表作Christianity and social order（一九四二年面世，中譯《基督教與社會秩序》由文藝二○○三年出版）第二章「教會應該如何介入世事？」有這方面上佳的討論，茲摘錄如下：
教會對世界的貢獻，十分之九是教友在組織上與教會不相干的政治和社會責任中實現出來……教會對於解決社會問題的任務，是在於培養好的男女信徒，因為這是至大無比的貢獻。（頁14）
會友們以公民資格，在決定國家政策上所發生的影響也是十分重要。有組織的教會，絕不可擁護或反對某一項國家政策。（下文論到一戰時英國大部份主教擁護國際聯盟主義）……因為任何一種政策都可能是錯誤的……同時，對於任何政策，基督徒不會有一致的看法……佔多數的信徒也不應該勉強他們（筆按：少部份信徒）同意他們良心上不贊成的事。（頁14-15）
教會本身應該拒絕參加政治活動，可是教會卻不能完全謝絕政治責任。她應該公然喚起會友當以基督徒的精神盡他們的國民義務。（頁16）
教會必須有系統的將基督教的政治原則和經濟原則予以清晰的宣示，使會友有所遵循——這自然也包含著斥責一切不符合基督教原則的習慣、制度和社會活動的責任。（頁18-19）
（教會）不能正式負責判斷糾紛、處理爭端，教會站在勸人和睦的立場上，是可以使雙方接近，共同尋求解決辦法的。（頁19）
誠然，英國奉行國教，政教關係有別回歸後香港特區和中國大陸。然而，上述言論對一個無國教、非極權的社會仍有參考價值，就是：教會以信仰定位將自身抽離政府施政上引發爭議之事，改由會友（經教會教導相關真理原則下）自行判斷此事或以公民身份介入此事；教會以超越社會爭議者的身份促進社會和睦，令到各方政爭者能共商解決辦法以減社會撕裂（即教會不偏護任何一方甚或與之連結對抗另一方）。「屬這世界」爭議之事何其多，教會與會友各施其職。
去年十一月出現的人大就議員宣誓釋法一事，帶來一批以「宗派人」（如浸信會人、聖公會人、平安人、宣道人等）聯署表態，衍生教內存在對教會和會友理解問題，主內各方可參詳上述意見，結合當前「屬這世界」的「一國兩制」處境，找出主耶穌推崇的合乎聖經真理的「王」道。有心者宜在神學和政治經濟學三方面多加充實，才能作出貢獻。
（作者為衛道神學研究院神學哲學副教授、政府公共事務論壇成員。標題為編者所擬，原題為「管治香港有『王』道」。）
